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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分析研判自查报告反腐败斗争方面存在问题3篇
第一篇: 政治生态分析研判自查报告反腐败斗争方面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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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rds 发帖于：社会聚焦 发布时间：2010-1-7 10: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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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9年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从某种意义上说，2009年的反腐败斗争就是围绕着"取得新成效"和"取信于民"这项"中心任务"而展开的，向世人昭示执政党在反腐领域中的"坚决的决心"、"明確的态度"和"果断的措施"。
一、通过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来"取信于民"
"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绝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一直是十六大以后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主旋律，它既是"取得新成效"和"取信于民"的最重要手段，也是缓解民怨、提高老百姓反腐败斗争滿意度的根本途径。
2009年的反腐败斗争就是这样做的。在这一年中，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查办大案要案风暴，尤其是在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毫不手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至今相继落马和被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就包括：（1）北京市原副市长、2009年1月21日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刘志华；
（2）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因涉嫌受贿罪于2009年1月22日被批捕的王益；
（3）福建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2008年7月被"双规"、2009年1月被"双开"的陈少勇；
（4）广东省政协原主席、省委原副书记陈绍基；
（5）浙江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
（6）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许宗衡；
（7）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
（8）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原主任、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
（9）原公安部长助理、2009年1月被"双规"、后被撤职的郑少东；
（10）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吉林省委原常委、长春市委原书记米凤君；
（11）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7月16日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康日新；
（12）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
（13）10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被证实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14）8月21日经中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黄松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5）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因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16）一年内第三个下台的省政协主席：12月17日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被免去职务并撤销其省政协委员资格；
（17）11月份何洪达:铁道部原政治部主任何洪达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获刑十四年；
（18）12月份经中央纪委负责人证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一年来竟有18名省部级高官落马、获刑，无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还是窝案之深、牵连之广、女色之泛滥……均是以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既有国务院部委官员、地方行政首长，也有人大、政协、公安、法院系统高官，有金融、国企高管，甚至还有纪检系统自身的蛀虫。譬如原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案是建国以来公安系统内最大贪腐案，还有那个首个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开资料表明，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十六大后的反腐败斗争的确在向纵深发展，反腐利剑的确在撼动整个官场。
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有相当一部分高官是盘锯地方多年的、名副其实的"地头蛇"（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省委原副书记、被人们称为南粤"政法王"的陈绍基）。盘根错节，腐败势力强大，他们的被揪不只是他们一个人腐败问题，实际上是对地方腐败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是对腐败利益集团的一个沉重打击。《荀子》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众多腐败了"地方诸侯"的纷纷落马，说明了中央的反腐败策略是非常正确的，有条不紊、有序而稳妥地"削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地方腐败势力，中央的权威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有不少高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如，米凤君就是在长春市中心吉隆坡大酒店一间豪华包房一丝不挂地被当场抓获的；
陈绍基被指认拥有一位明星情妇--33岁的广东电视台知名主播、国家一级播音员李泳；
王菲本是汕头市公安局的一名普通女警官，和郑少东相熟、"亲密"后，随着郑晋升为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随即被调入公安部；
在王华元的指控中就有"违反规定，收受巨额礼金礼品；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款；
多次到境外赌博；
生活腐化"这一条；
另一位原南粤高官、深圳市长许以宗衡被挖出则是祸起一位"优才计划"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内地著名女星"的传闻；
黄瑶就落马也包括其在任省委副书记及省政协主席期间严重违纪、收受下属官员财物及生活腐化、包养情妇、有多位"干女儿"等问题；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的媒体传言是：他有"四个情妇都是有夫之妇"并以"给这些情妇及他们的丈夫工程项目作为交换的代价"，此次出事"就是未能满足其中某个情妇老公的胃口，被招到深圳，交纳了300余万元，仍被暴打一顿，并且最后被举报出来"……在15个落马马高官中居然有7个陷于"桃色门"的漩涡之中，改变了过去"唯政绩论英雄"，确是将官员私生活纳入反腐败斗争体系。
还必须看到的是，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中央的巡视组功不可没。中纪委、监察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计署，派出二十四个检查组，对三十一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两轮检查。与此同时，中纪委、中央组织部还派出六个地方巡视组完成了对十七个省(区、市)的巡视工作，并发现了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充分体现了我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有时中央巡视组根据需要还采用"卧底"、不暴露身份的"秘密私访"，听取和搜集民间对于当地主要领导的传闻和议论，找出蛛丝马迹，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大问题"，因而成效显著。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监察部部长马馼在9月5日引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08年中国民众对政府反腐败成效的满意度达到65.5%，比2003年年提高了13.6个百分点。中国民众对反腐败满意度是"取得新成效"和"取信于民"的一种标识。
二、通过将改革和制度创新和反腐相结合来"取信于民"
6月5日，在中纪委监察部工作会议上，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表示，要把推进一批改革措施与反腐倡廉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重点推进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税、投资、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七个方面的改革任务。
上述五个领域是当今社会腐败的重灾区，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等于把握住了2009年反腐攻坚年的主攻方向。怎么抓？从制度创新抓起，从加大改革力度抓起。自5月份以来，中央已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旨在加强反腐的文件。据《瞭望》杂志报道，这还只是今年争取起草、颁布的16部反腐法规的一部分，在《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修订中，被认为将完善责任追究和惩处方式。通过这些"制度创新"真正实现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轨。
与此同时，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委进行了改革和制度创新。如（1）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土地储备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调查的紧急通知》，严肃查处土地储备领域的腐败，继2008年反地产腐败风暴，在2009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反土地腐败风暴，如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被判处了无期，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加大了反腐败力度，该厅4名副厅长3名落了马；
（2）住房与城乡建设部4月24日部署了"房地产开发领域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并加大了反腐力度，如重庆"规划系统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判死缓，直接牵连出的副厅级以上官员近10人，昆明、海口等亦查处了重大腐败案件，其中仅海口市规划局原局长许西茂一案，涉案金额就高达4000多万元；
（3）"两高"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罪名，就是一个"拓宽了反腐范围，创新了反腐制度"的具体制度，它给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影响力受贿套上了一个"法律金箍"，很受社会的好评。
三、通过既打"大老虎"又打"小苍蝇"来"取信于民"
"郡县治，天下安。"
当今腐败的特点之一是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广大公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而且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此冷漠和无动于衷，这也是当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进京信访潮"和那么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基层腐败不解决，那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将难以好转。因此，在2009年中央将反腐败战略方针作了调整，将工作重点转向基层，严查大规模集体信访及群体性事件背后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为此，近百万县级基层官员接受中央的" 跨级直训"，对全国县党委书记进行轮训，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正在张开。今年４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为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全国2000余名县纪委书记培训班5月8日在中央党校举行开班式；
近3000名县级公安局长在公安大学进行轮训。续全国基层纪委书记大培训之后，陕西省省乡镇纪委书记开始分批在省委党校轮训。
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年初连续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下访的意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三个文件，要求各地官员将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
为此，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指出，将对那些应在基层解决而未得到解决、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典型信访案例进行"倒查"，树立"谁制造问题、谁承担责任、谁受到追究"的工作导向。在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法委推出改进信访工作最新举措，决定对进京上访大省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以便就地就近受理督办依照信访条例和司法程序、可能到中央政法机关上访的问题。
总之，中央在2009年面将矛盾化解于基层，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等重要权力角色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发力点，狠抓基层腐败，如此制度化、规模化的防腐反腐措施，必将对反腐败斗争发生重要影响。
四、通过将扫黑开辟为反腐的第二战场来"取信于民"
全国"打黑（黑社会性质犯罪）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三年多来，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1万3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万9000多名。其中，公安机关摧毁盘踞在建筑工程、矿产开采、交通运输、批发市场等领域的涉黑组织400多个，扣押涉黑资产40多亿元（人民币，约8亿8000万新元）。成绩如何？当然是十分引人注目和显赫。然而"黑恶势力"远没有除尽，"打黑除恶"远没有打上句号。为什么？所以，2009年一场"打黑除恶风暴"在全国各地雷霆万钧地展开了。10月23日公安部下发第7批涉黑案件挂牌督办通知，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起涉黑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并明确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担任侦查破案责任人。
这次"打黑除恶风暴"很有自己的特色，即将"打黑除恶"开辟为反腐的第二战场，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其中以重庆的重点打击官商黑的"铁三角"，最为引人注目。官方统计，3万名警员，7000人参与；
成立了204个专案组；
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24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 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可谓战果累累。截至2009年10月24日，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公安局110报警指挥中心接警量下降40%，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涉及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45件50人，其中涉及政法干警28人。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5人，提前介入查处"保护伞"9人"，"所办案件中，涉及处级以上干部18人，其中厅级干部8人"，涉黑的官员更是纷纷落马：前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 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市抓获的黑恶势力头目中，黎强、陈明亮、龚刚模都是亿万富翁，其中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被缴款物总计达330亿之巨。
重庆并不是"黑恶势力"最严重的地区，然而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却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国人的一致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针对重庆"打黑除恶"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为什么？
第一，重庆"打黑除恶风暴"告诉人们，"打黑除恶"不能光"打黑"，还得要将"打黑"与"反腐"结合起来，要将"打黑除恶"作为反腐的第二战场，只有这样才能干净、彻底。如今的"黑恶势力"经过了"原始积累"已经"鸟枪换砲"了，王立军所说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这个特点，也很适合全国"黑恶势力"的。根据笔者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十个特征：（1）"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丛生性；
（2）组织成员发展的稳定性；
（3）犯罪组织发展的规范性；
（4）犯罪方式发展的成熟性；
（5）犯罪手段越来越趋于多样性；
（6）犯罪经济发展的雄厚性；
（7）犯罪越来越职业性；
（8）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性；
（9）与境外黑社会组织有相互勾结发展的连动性；
（10）组织头面人物越来越向权力层渗透。其中，"黑道"向"红道"的渗透是当今黑恶势力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黑恶势力"为了更好地犯罪，为了更好地通过黑社会犯罪形式去攫取更丰厚的不义之财，为了壮大黑社会势力，为了避免受到法律对他们的惩罚，通常以金钱贿赂，色情引诱等手段，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拼命向"红道"渗透，在权力层物色其代表人，寻找"保护伞"，使腐败了的掌权者为自己服务，并利用权力的支持获得各种政治头衔和红色荣誉，使自己身份由黑变红，于是身价徒增百倍，这就是"黑恶势力"除恶不尽和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这种"黑道"向"红道"的渗透和"红道"为"黑道"的"保驾护航"的最后结果便是："官黑共生"和"官黑一体化"。所以，只有彻底铲除隐藏在黑社会势力背后、由"红""黑"组成的利益集团才能获得持久的完胜。
第二，重庆"打黑除恶风暴"告诉人们，没有"铁腕人物"的重拳出击，"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官黑共生"和"官黑一体化"是一些地区"黑恶势力"泛滥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当今"扫黑除恶" 难点之所在。然而在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却搞得声势浩大、有模有样，为什么？就是因为重庆出了一个"铁腕人物"薄熙来，他是"外来和尚"，去重庆不到两年，没有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纠葛；
他是执政党的政治局委员，位高权重，说话无人敢不听；
他官场人脉深，说调谁就调谁，能在全国调精兵良将；
他是中共元老之子，有"红色家族"作背景；
他有敢做敢为之特征，快刀斩乱麻，干净利索，其工作之魄力、人格之魅力，一般领导干部真还赶不上。想想也是这样，要不怕"影响"地方经济，要"动一动"满身红色光环的亿万黑富翁，要"动一动"土生土长、根深叶茂、被曝拥有上亿元人民币资产的"内鬼"--司法局长文强，要"动一动"仅重庆公安系统就有20多名因涉黑落马的处级官员和100多警员，一般"地方诸侯"真得掂量掂量。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特殊"，中国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是这样复杂，
第三，重庆"打黑除恶风暴"告诉人们，"打黑除恶"不能"养肥了再宰"。"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不是搞运动的运动" 的专项斗争，是"养肥了再宰" 的专项斗争，是平时没有"从严治黑"、"从严治官"、"从严治权"的专项斗争，是平时"不作为"的专项斗争。对最高层来说，是一项种黑社会势力长期得不到解决、累积后不解决又不行、因而不得不为之的专项斗争，然而对大大小小的"地方诸侯"来说，则带有或是平时疏于管理、或是"不作为"、或是"失职"和"渎职"的管理方式。我们的社会已经太习惯于、太依赖这种"运动式管理社会"的方式了。所以，这个"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尽管已经开展了三年多，然而却没有穷尽期，"打黑除恶"的艰难、反腐败之所以那么艰难，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地方诸侯"的平时"不勤政"、"不作为"，如果都能像薄熙来那样，"打黑"、"反腐"的事情就好办得多。对职能部门来说，"打黑除恶"应该是一个"常态"。
五、通过"网络监督"、"网络反腐"来"取信于民"
如果说，2008年是"网络监督"、"网络反腐"的"繁荣年"的话，那么，2009年是"网络监督"、"网络反腐"继续高歌猛进的"发展年"。《人民网》盘点了2009年八起"网络监督"、"网络反腐"案件：（1）"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网帖曝四川洪雅县官员餐后打砸饭馆--党内警告处分；
（3）"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已被停职；
（4）掌掴讲解员出言不逊 "最牛团长夫人"--夫妇均被免职；
（）网络曝光公费出国豪华游--广州海事法院院长被免职；
（5）承德某乡镇书记；
（6）"要跳楼就去五楼" --已被免职；
（7）温州警方严处"警车遛狗"-- 当事人被免职；
（8）停开警车网曝"贫困县女检察长开名车盖豪楼" --检察院称借车违纪将公布处理结果……
在新的一年中，因"网络监督"、"网络反腐"引起的"蝴蝶效应"继续发挥着很大的社会作用。这一年接二连三的网络热点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其中：云南躲猫猫案、南京周久耕天价香烟案、深圳海事局副局长林嘉祥猥亵幼女案、温州数十官员以"暂定价"购买拆迁安置房的"购房门"事件，内蒙古鄂尔多斯男子吴保全惊爆"公务员别墅区"案，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女服务员邓玉娇杀官案， 河南灵宝跨省抓捕发帖人王帅案，贵州习水强奸幼女案，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安徽阜阳农业银行女行长借款3亿背后疑涉腐败窝案，重庆铜梁要求小学生缴纳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陕西汉中洋县杀狗2万余只，陕西神木县3月1号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等事件，都成为网上"超百万级点击率"、"评论数超十万级"的热点事件。
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执政党更加重视"网络监督"、"网络反腐"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党校出版社在最近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条，意味着"党在反腐过程中，越来越重视通过网络动员群众反腐，越来越重视网络所表达出来的反腐民情、民心、民意。"国家预防腐败局指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在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也是如此，"网络监督"、"网络反腐"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倒逼"有关反腐实体部门的一个参照物，成为现实社会反腐的一个"推进器"，它跨越了单纯的自发性行为阶段，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力量互动的局面。譬如，中纪委举报网站 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举报网站10月28日开通一个多月以来，开通当日即引来1920万次的点击，引发"塞车效应"，点击率维持在日均100万次。网站开通当天就收到3105件网络举报，一月来共收到举报13800件，开通首月收到13800件举报。其中，"45%的举报是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
有反腐专家称，"网络监督"、"网络反腐"是发现腐败、规范官员言行的好途径，是新时期的舆论监督方法的创新，能有效解决政府监督与社会民主监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用各种机制、法制、管理制度，缜密编织一张让人不能、不敢、不想、也不必腐败的"反腐天网"正在形成发展之中。
"网络监督"、"网络反腐"就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中的一种，许多地方的有关部门正有进行自觉地摸索这一"制度创新"。譬如，湖南省株洲市纪委、市监察局正式出台《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杭州市纪委监察局首创网络快速反应机制，旨在第一时间应对"网络曝光问题"，监控网民对公职人员的反腐信息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纷纷建立了反腐举报网站，在网上开辟了举报通途。最值得不到可喜的是：继去年6月26日开通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88后，中央纪委监察部11月28日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
第二篇: 政治生态分析研判自查报告反腐败斗争方面存在问题
反腐败斗争的新变化说起来，人们不能以落马腐败高官的数量作为衡量反腐败斗争成败的标准，因为还有许多思想教育工作，制度建设工作都与反腐败斗争的成败有关。
从2015年“两会”之后开始，渐渐地，反腐败斗争看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所以说是新阶段，是因为出现了一些变化，而其中主要的是构成以往反腐败斗争重要特点之一的严打腐败高官，特别是严厉打击党委和政府里面腐败高官的举动是暂时消失了。但是，从整体上说，反腐败斗争还在继续深化发展之中。
在这个新阶段里，中央纪委在努力适应新形势的同时，为继续加强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不少举措。例如，针对“小官巨腐”问题开展严厉打击，大张旗鼓开展缉拿潜逃国外的腐败分子，要求各级党委加强管理，严防“四风”在“五一”节日期间反弹，加强巡视工作，强调“历史上五品官照样当钦差”。还有，最近刚刚结束了对若干大型国企的巡视工作。同时，中办发布三个文件，分别涉及省市区纪委书记副书记、纪检组长副组长、国企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等等。另外，近日《解放军报》对外公布近期军委纪委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的信息。
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四风”一旦反弹，腐败依然蔓延，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看，上述举措，绝对不是简单的、随意的举动，相反，它们是在新形势下精心组织的系列行动，是一套组合行动。我感觉，上述这些举措，实际上，是针对不同腐败分子的精准“定点打击”。对于那些官位不高，但是腐败极为严重的小官，对于那些因为腐败而畏罪潜逃的腐败分子，对于军队中的少数腐败军官，上述举措都是针对性很强的打击措施。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办公布的省市区纪委书记副书记、纪检组长副组长和国企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都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后续行动，是提高纪委机关和纪委书记地位的重要措施。
当这些措施集中释放时，它们的组合效果就得以逐渐放大。对于那些目前尚未被组织调查的腐败高官来说，上述这些举措所产生的“隔山震虎”的特殊效果相当明显，远非单独行动所能够比拟。
说起来，人们不能以落马腐败高官的数量作为衡量反腐败斗争成败的标准，因为还有许多思想教育工作，制度建设工作都与反腐败斗争的成败有关。可是，严厉打击腐败高官确实是反腐败斗争中的关键一环，也是最有效的一环。回忆起过去“打虎拍蝇”高潮时期，老百姓现在还是津津乐道。说它是关键一环是指，如果没有腐败高官落马的事实，就没有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说它是最有效的一环是指，没有腐败高官落马的事实，就很难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就很难说在“不敢腐”问题上初见成效，也就很难在各级干部心里树立起不能腐败的铁律。
如果仅仅从暂停严打腐败高官来看，对于反腐败斗争继续深入发展的影响是存在的。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腐败高官的落马是新一届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也是成效明显、大得民心的一件大事。同时还要看到，由于前期调查的一系列结果，已经大致证明若干腐败高官确实有腐败事实，现在这么一搁置，这些即将受到组织调查的腐败高官又可以“苟延残喘”一阵子了。对他们如何处理呢?恐怕也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应该说，严厉打击腐败高官是反腐败斗争在“不敢腐”问题上初见成效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这一条都不能坚持，那反腐败斗争靠什么解决“不敢腐”问题、靠什么巩固“不敢腐”问题的成果呢?如果“不敢腐”问题上又有所松动，那么又何谈解决“不能腐”、“不想腐”问题呢?
还有，暂停一事还说明，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纪委的权力受到了一些新的限制，这势必会给各级纪委的具体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这种暂时停顿不会很快过去，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如果只是短时停止，比如某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未回，某要人国内调研等，形不成具体决议，那么，中央纪委不用这么费心，即使什么也不做，很快也就熬过去了。按照人们的正常心理，正是由于可能要停止一段不确定时间，但又不能使整个斗争停顿，所以才需要短期密集安排这么多举措，并使之几乎同时出台。
不过，请大家放心，党中央绝对不会放弃、放松对于腐败高官的严厉打击坚定态度，因为严厉打击腐败高官是党中央提出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需要正面面对反腐败斗争中的这些新变化，也需要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没有解释和说明，难免议论纷纷，甚至还鼓励了各种猜测，不利于形成并凝聚反腐败斗争的共识。从学者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可以提出反腐败斗争的阶段论来解释和说明当前的变化。大意是，反腐败斗争需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为治本工作争取时间。第二阶段，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努力在严厉打击腐败官员的同时，开展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篱笆。第三阶段则主要开展治本的工作，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这种解释也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可是，解释总比不解释要好一些吧。
尽管反腐败斗争是当前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它毕竟只是当前党中央若干工作中的一种，它不可避免地既影响到其他工作的开展和实施又受到其他工作的影响，例如经济工作的影响。因此，反腐败斗争形势和工作节奏的变化也都是自然的，“甚至还有阵痛”，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进一步看问题，暂时停止对腐败高官的严打，可能还有利于维护大局，因此，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好处。
在这样一个时期，建议注意以下几件事。
第一，纪委同志要抓紧时间，积极开动脑筋，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时，积极吸取纪检组全覆盖、巡视工作有效开展所带来的正面成果，努力开拓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各级纪委在开展工作时，一定要逐步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使自己的工作符合法律的要求，符合规范的要求。
第二，在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同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建设。反腐败斗争不仅需要实践成绩，它还需要有理论认识和指导。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站得更高，存在更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多次提到反腐败问题，有很多思想理论上的亮点和闪光之处。在《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之中，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王岐山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后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和讲话等，也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于腐败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表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腐败问题的深刻思考，凸显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这些宝贵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体会。
第三，要加大在反腐败问题上治本的力度。形势决定任务。当前，面对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一定要加大治本工作的力度。同时，努力加快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思考和解决腐败问题。王岐山同志早就说过，反腐败斗争一定要使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当前要及时转化，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功夫，要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方面下功夫，在“不能腐”、“不想腐”问题上做出新的贡献。建议尽快出台修订后的《廉政准则》、《纪律处分条列》，加快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制定实施细则，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此外，最好由监察部牵头，组织专家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步伐。
第四，要及时总结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是建党以来，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场斗争，它一定会在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要格外珍惜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领导经验，因为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投入的一场斗争，是新一届党中央自己的经验。总结经验可以使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对腐败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成为我们党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
作者：吴玉章
第三篇: 政治生态分析研判自查报告反腐败斗争方面存在问题
一、关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1 反腐败形势问题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正确认识反腐败形势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坚定反腐败信心的基础。目前党内和社会上对反腐败形势存在这样那样的看法。究竟应当怎样评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确定了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每年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专门研究，并向全党作出部署。国务院每年也召开廉政工作会议，部署工作，提出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反腐败三项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第一，党风政风有所好转。这些年来，通过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明确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逐步得到规范，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得到增强。各级党组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认识和自觉性有了明显提高。奢侈浪费、挥霍公款等不良风气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一些专项治理工作，如纠正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反有关从业规定，清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乘坐小汽车，清理用公款为领导干部配置通信工具，清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多处占房和超标准住房，清理用公款为领导干部住宅配备电脑等，成效明显。
第二，查办案件力度持续加大，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厉惩处。突破了一批职级高、金额大、人数多、影响恶劣的案件，一些隐藏较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揭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坚决依纪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在办案执纪中注意讲究策略，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有的领域腐败案件多发的势头有所减缓或遏制。例如，建筑领域在一个时期是腐败案件的高发区，经过连续六年的治理，案件已有所减少。金融等领域案件高发的势头也开始减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办的案件中，属于近两年作案的比例有所下降，顶风作案有所减少。群众检举控告腐败分子的信件数量从一九九七年开始稳中有降。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在增强。
第三，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治理，基本实现了国道、省道无“三乱”的目标。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等不正之风有所遏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风气继续好转。
(二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反腐败三项工作都包含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的要求，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开展反腐败三项工作的前几年，针对当时腐败现象大量滋生蔓延的情况，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侧重遏制正在发生的一些腐败现象上，突出抓了治标工作。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的重大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的重大举措，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反腐败斗争正在从标本兼治、侧重遏制，转到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军队、武警部队和各级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工作基本完成，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与所办企业脱钩工作也取得了进展。这些成果的取得，
使一些积累多年、社会反映强烈的权力介入市场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国内外反映是好的。
2 ——继公安、检察、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后，从中央一直到县的所有执收执罚部门“收支两条线”管理正在全面推进，过去那种坐收坐支、资金管理混乱的状况有所好转。
——一些省(区、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有限资源分配的，尽量运用市场机制来处理。一些地方实行了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开招标拍卖制度、产权交易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全国已有三百三十五个地级以上城市建立了有形建筑市场，实行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制度。
——开展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工作，实行会计委派、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化了监督机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通过上述工作，拓宽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途径，有效地抑制了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我们党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路子。
这些年来，全党认真贯彻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我们党初步探索出一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路子。
第一，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第二，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第三，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坚持关口前移，牢固树立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对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要严厉惩处，使他们在党内无藏身之地。
第四，坚持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具体问题抓起，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积小胜为大胜。
第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发展民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第六，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个方面，反映了这些年来我们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主要成绩。
评估反腐败形势，首先要看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实践证明，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切合实际的。这是判断反腐败形势的一个
决定性因素。
3 评估反腐败形势，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依法有序地进行的；
是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加强、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总体保持稳定相互协调、同步推进的，为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了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
评估反腐败形势，要看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走势。反腐败斗争正在从标本兼治、侧重遏制，转到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并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方针政策和工作格局始终一以贯之，反腐败斗争始终平稳、健康、深入发展，没有出现反复。
在充分肯定反腐败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有些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些领域中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广大干部群众还不满意。譬如，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有些廉洁从政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有这样那样不廉洁行为的干部为数不少。有些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数字惊人。在查处案件方面，一些领域中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案件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领导干部的层次也越来越高，集体违纪违法案件越来越多。由于监督不力等因素，有些腐败问题没有被揭露，有的揭露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在纠风方面，有的不正之风由于没有从源头上得到治理，一些地方和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还相当突出，群众反映仍然十分强烈。
在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大，并不断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江泽民同志对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多次作过深刻阐述，明确指出：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
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
4 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
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腐败易发多发这一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就几个问题作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基础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我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
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发展生产力造成的束缚，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但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从而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例如，一些不法私营企业主，为了牟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
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力的监督制约，这就很容易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从分配制度的变化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国家鼓励公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分配制度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的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普遍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产生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之前几年不少地方和部门靠“创收”或以弥补经费不足，或以改善福利待遇，致使权力进入市场，助长了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产生不少腐败问题。
第二，经济基础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对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民主、公正、竞争的思想观念，激发了积极变革、开拓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年的经济仍在发展，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在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对我国进行渗透，也使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产生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腐败分子，就是从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发生扭曲开始，一步步堕落为人民的罪人的。
第三，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短、进程快，法规和制度建设滞后，出现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以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经济体制转换一定时期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客观情况，要求我们十分重视加强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按照这个思路，努力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通过加强管理、健全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解决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问题。但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完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他们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不过二十多年；
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到二〇一〇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5 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这也只有短短的四十年时间。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各种矛盾表现得尤为集中，难免出现法制滞后、管理滞后、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更容易出现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完全解决，这就给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许多腐败现象容易在这个时期滋生蔓延。
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激烈变革的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都出现过腐败高发的情况。当然，这些国家现在也有腐败，但高发期是在那个时期。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由于存在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出现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也是可能的。
第四，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少缺点和问题是一些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针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始终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一手硬一手软，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真正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对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决策和部署，也没有认真抓落实。有的地方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作报告等一般号召上，有的甚至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甚至带坏了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了许多腐败问题。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受到削弱。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从我们纪委特别是中央纪委的工作来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研究不够，及时向中央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对策不多；
对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中央关于反腐败决策和部署情况的主动监督检查不够，监督的渠道不够畅通，方法不多，效果也不够好。正因为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反腐败方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的局面，一些任务没有认真落实，纪委的一些工作也不够得力，以致原本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一些腐败现象反而滋生蔓延。
以上情况说明，在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换、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现象出现了易发多发的态势。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得力的。中央纪委每年召开全会，江泽民同志都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这些年来我们不是按照中央的路数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腐败滋生蔓延的程度将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也绝不可能有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坚决按照中央的部署不断加大斗争力度，措施更得力一些，工作更扎实一些，一些腐败现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蔓延发展。我们要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深刻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严肃对待的问题，不能期望采取几次大的行动就彻底解决问题。更要看到，虽然当前腐败现象处于易发多发时期，我们也没有理由强调客观，而应该加强主观努力。应当坚信，只要全党坚决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增强反腐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大斗争力度，就一定能够也有条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还要看到，对反腐败形势的估计，不仅是一般的工作评价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目前，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蓄意诋毁，造谣惑众，把我们党描绘成一团漆黑，把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问题，诬蔑我们的腐败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叫嚣只有实行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体制，才能解决腐败问题，等等。其目的，就是妄图动摇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从而进一步动摇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反腐败，最后反掉的不是腐败，而是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
6 是我们的人民政权。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深刻认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树立起坚强的信心，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二、关于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继续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着重在抓任务落实和改革体制、机制、制度上下功夫。
(一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必须狠抓各项任务的落实。
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部署，问题在于有些任务没有真正落实。当前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一是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抓落实，当前首先要防止形式主义，反对走过场。反腐败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注意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抓起，扎扎实实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能把反腐败工作停留在上传下达、照抄照转、开会号召上，也不能满足于只在程序上做文章，而不在解决实质性问题上下功夫。不要只是“奉命”反腐败，而要真心实意去主动解决实际存在的腐败问题。抓落实，首先要掌握哪些工作还没有落实，关键是要搞好监督检查。这几年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是通过主动开展监督检查去发现和处理问题不够，不少案子和问题都是等到事情暴露甚至造成严重后果以后才去处理。搞好监督，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明确的监督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党内法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中央这几年陆续颁布的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准则和规范。没有标准，监督就无所依据。二是要有畅通的监督渠道和得力的手段。三是要有一定的监督制约的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现在监督不够得力，要害是很多问题没有人去检查，现有的监督渠道和方法也不足以及时察觉和揭露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在继续认真重视信访举报工作的同时，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在主动监督检查上下功夫。要努力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那里。对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内的表现要加强监督，对工作时间以外的表现也要加强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贴近经济工作，拓宽监督渠道，通过开展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各种专项检查等活动，有针对性地查处一些重点领域的问题，促进反腐败任务的落实。
二是加大惩处的力度。严肃查办案件，严格执行党纪政纪法纪，是落实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对违纪违法行为不能严格依纪依法予以处理，落实只能是一句空话。当前执纪执法存在偏宽偏软的问题，表现在一些处分偏轻，给了处分不执行，甚至判刑后该收监的不收监，收监后受优待、违反规定保外就医等，严重损害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影响了反腐败任务的落实。当然，我们讲从严治党，严肃执纪执法，并不是搞惩办主义。我们始终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实事求是，注意政策，宽严相济。
三是要加大责任追究的力度。中央颁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目的是要动员全党一起反腐败，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部署。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关键是要严格责任追究。今年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了责任追究的四个重点：一是本地区本部门出现重大经济损失的；
二是本地区本部门发生重大事故和恶性事件的；
三是本地区本部门不正之风严重、屡屡发生大案要案、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治理的；
四是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利用该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获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凡是出现这些情况的，都要认真予以追究。要坚决纠正只要违纪违法得到的财物不落个人腰包就不处分、只处理当事人而不追究主管领导人责任等错误倾向。在这方面，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
对于有问题不去检查、有责任不去追究的，也要追究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必须着眼于改革。
7 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客观上存在滋生腐败现象的多方面复杂因素，因此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现象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研究和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预防、治理腐败的措施。当前要着重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从近几年揭露的重大腐败问题看，很多涉及到对权、钱、人的管理问题。因此，改革体制、机制、制度，要重点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这主要是管好“权”的问题。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其中不少人就是滥用行政审批权力，违规批土地、批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从中收受巨额贿赂，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这些严酷的事实表明，目前一些行政审批运作中存在的弊端，成为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都要取消；
可以用市场机制运作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实行招标、拍卖等市场机制来处理；
对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政审批权力，必须进行科学分解，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搞“暗箱操作”。
二是推进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资金监管。这主要是管好“钱”的问题。贪污受贿、请客送礼、奢侈挥霍和私设“小金库”等违纪违法问题，都与资金管理不严有密切关系。不把资金严格管住，就难以避免这些腐败现象的发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从改革财政管理制度着手，完善体制，强化管理，严肃纪律。明年要在中央和省一级全部实行部门预算，所有收支均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三年内各级政府都要实行部门预算。要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进度，明年继续对各单位银行账户进行清理，严禁设立账外账，坚决取消“小金库”。要规范政府收费行为，加大清理乱收费的力度，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
把确需保留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同级国库或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随着国家财力增强和机构精简，逐步提高公务员工资，规范工资外收入，减少和消除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的不合理差距。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三是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解决用人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这主要是管好“人”的问题。按照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干部管理，消除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中，要按照中央发布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要求，积极推行以下措施：一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
拟任人选要在本单位本部门进行民意测验，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不能提拔任用；
对在年度考核、届中届末考察中，民主评议中不称职票达半数以上的领导干部，应免去现职。二是扩大公示制、公开选拔制和竞争上岗制的适用范围。除少数特殊岗位外，选拔任用地(厅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都要实行任前公示制。加大干部交流力度，逐步试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差额考察制度和考察结果通报制度。
第二，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主要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重要的是要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树立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这就要求我们适时地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党政干部从政准则和道德规范，作为广大干部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8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变革。思想道德领域的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充实、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按照这个要求，应从三个方面来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一是对过去制定的从政行为规范，现在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要进行调整。比如关于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的规定。在一九九三年证券市场刚刚放开，缺乏严密监管的情况下，规定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是必要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这条规定就需作相应的修改。
二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规范。我们考虑，在领导干部中逐步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
对领导干部离退休后的从业行为作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禁止领导干部收受现金和有价证券等。
三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是要搞社会主义。因此，体现共产党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些基本道德规范必须坚持。要看到市场经济确有它的负面影响，只有坚持和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才可能限制它的消极影响。因此，每个领导干部必须继续遵循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要求，严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要把这些内容进一步充实到党政干部从政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去。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要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三讲”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强化道德的内在约束机制，进一步严格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落实反腐败“教育是基础”的要求。
第三，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反腐败最关心、最知情，也最有发言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这些年来，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一直在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在全国积极推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在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开展职工评议企业领导人活动，实行企业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制度等，目的都在于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依靠群众，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凡是这方面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都有明显的进步，党群、干群关系都有明显的改进。但在不少地区和部门，在如何做到公开的内容真实、可信，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真正取得实际效果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今年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的基础上，还要逐步将政务公开扩大到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厂务公开，是适应新的形势改进政权机关施政方式和农村、企业基层工作方法、办事作风的重要探索，也是今后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一个基本思路。它有助于建立起一套有约束力的权力运行规范和运行机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为广大群众直接对权力进行最广泛的监督开通了一条渠道，有利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为防止滥用权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当然，在健全民主、依靠群众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但这是一个方向。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探索新的途径和办法。通过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做主，参政议政，更好地对我们的工作行使建议权、批评权、监督权。要进一步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也是一种群众监督，具有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涉及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方方面面。党委和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要从各自的职责范围、行业特点出发，针对本部门本行业业务管辖范围内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
9 节，提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要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关键在于全党动手，党政齐抓共管。要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而且要对自己分管的地区、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负责，敢抓敢管。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和工作路数，认真贯彻执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决策和部署，努力工作，狠抓落实，就一定能够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反腐败工作目标。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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