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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党的百年历史经验5篇
总结一下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篇1
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上）
天津是个寂寞的城市。小洋楼的繁华与热闹似乎随着北洋政府时代的结束，慢慢归于沉寂。这座城市既缺少北京那种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那种霓虹闪烁的繁华，也不像重庆那样山重水复，诡谲多姿；
如果静静地融入其中，也许会有别样体会。
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天津，如果要选择一个最能彰显城市魅力与历史品味的好去处，那自然非五大道莫属了。今日之五大道，其概念已非局限于几条马路，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在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管界内。五大道在历史上并非正式地名，只是流传甚广的一种俗称。“五大道”并不仅指单摆浮搁的5条街道，而是指天津市区南部原英租界内的一个风格独具的街区，包括总长17千米的22条街道，面积1.28平方千米。其四界范围是：马场道以北，成都道以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和南京路交口以西的一片地界。它的主干道路是以中国西南地区5座名城命名、平行并列的东西向道路：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再加上马场道。
“五大道”具体指哪5条“大道”？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和重庆道；
另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和成都道。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五大道拥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不同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
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这里迄今仍保持着幽静别致的街区风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若谈天津五大道，就得从小洋楼文化说起。天津小洋楼诞生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的硝烟中。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3国租界的左右侧。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天津，俄、意、奥3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九国租界位于海河两岸，分别按各自国家的风格特色，建起一片片的国中之国。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也给我们留下了大批建筑艺术精华。
这数千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天津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作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式风情的小洋楼散布在五大道上，优雅而闲适，纵然褪去了历史曾赋予它们的厚重与沧桑，依旧美丽。天津花园住宅类小洋楼主要集中在原英租界的五大道一带。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清廷遗老遗少、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等，具有极大吸引力。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落户。这些欧洲建筑风格的住宅，其格局内又包容进许多中国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
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外国租界在市政管理、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显现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新秩序和新理念，为原先封闭滞后的天津老城在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样板，激活了思想，注入了活力。
时光背后的沧桑
进入20世纪后，京畿门户、经贸都市、九国租界等重要的因素，使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首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府衙设在天津，这使天津俨然成为首都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其次，社会发展与朝政变幻，使天津租界成为理想的政治避风港；
第三，河海相通，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海关的便利；
第四，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呈现出无限商机；
第五，华洋杂处，东西交融的租界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此，天津成为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蛰伏隐居；
商界学界人士定居以开拓事业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
在地域狭小的五大道地区，就有4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庆王府、林鸿赉旧宅、孙氏旧宅和顾维钧旧宅。
人们常说，天津没有皇宫，却有座“庆王府”。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逐出北京紫禁城。溥仪迁居天津的次年，第四代庆亲王载振也携全家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他买下了清末大太监“小德张”在天津旧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55号的楼房作为住宅，这座楼房自此就被称为了“庆王府”。这是一座别开生面的花园式住宅，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三层楼房，楼东还有一座小花园。当年的大厅内，上悬御赐的庆王府门厅台阶“宝胄藩厘”、“徽猷翊赞”等匾额，下设小型戏台和宝座，布置华丽，古色古香。楼中还悬挂着清朝康熙皇帝御书的白居易诗句大条幅：“地僻门深沙送迎，披衣闲座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载振就在这座楼内锦衣玉食，观花玩鸟，直到1947年去世。这座楼最特别的是通往大楼正中门厅、用青条石垒就的17蹬半“宝塔”式台阶。作为当年的督建者和楼房的最初使用者，“小德张”为什么偏偏把台阶设计成17级半呢？原来，皇家的建筑等级是18级台阶，“小德张”既想攀龙附凤，又怕僭越皇权，所以故意少建半个台阶。据说在打地基的时候，为刺激工人好好干活，“小德张”说：“你们要把这地基打得坚固、打得牢靠，打一寸厚我就赏一寸厚的洋钱。”他果然说话算话，每天一到下午两点，“小德张”就带着现洋来工地巡视，然后将大把的现洋抛到基坑里，工人们纷纷捡钱，“小德张”也以此为乐。不过，银子确实没有白花，80多年后的今天，小楼依然坚固如初。
孙氏旧宅就是坐落在大理道66号的和平宾馆。这是带有浓郁英国乡村庭院风格的大型别墅，始建于1931年，由安徽寿州著名实业家、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孙震芳斥巨资修建。和平宾馆又名润园，1951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就曾住在这里。毛泽东字润之，取名“润园”，就是为了纪念他。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旧宅坐落在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这是一所3层带地下室的西洋楼房，属英国别墅式建筑风格，其布局别致，造型精美。不过，虽在天津安了家，因公务繁忙，顾维钧本人并不经常居于此处。倒是他的家人亲友经常将这里作为落脚地。
名人故居林立
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典型的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浓厚的历史感是特有的；
因为许多近现代名人都在五大道留下了足迹，几乎每幢建筑里都蕴涵着故事，充分展现着近代中国百年变迁。让人目不暇接的小洋楼只是人们认识五大道浅显的表象，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徐世昌、曹锟、顾维钧、孙殿英、张伯苓、张自忠等百余位中外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才最能体现出五大道所蕴涵着的深厚人文历史。近代历史的风雨烟云，政治人物的浮沉逸事，似乎都镌刻在五大道地区幢幢洋楼斑驳的墙面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以及楼主的人生命运，时常引发观者的唏嘘慨叹。
北洋政府先后下野的4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都蛰居于津门，每当路过他们的寓所故居时，伴随着父老曾讲述的旧闻轶事，人们都会引发许多谐趣遐想。
黎元洪在津的别墅颇多，但都先后被拆掉，只剩下一座私人影院。据说他本人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此日，便燃放焰火并放映电影，邀请亲朋与邻居出席共庆。1928年初夏，黎元洪脑溢血复发失语，6月3日病逝。6月28日，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他因此成为自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徐世昌居住的那处寓所，极有特点。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文治总统”的称号相得益彰。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渐平步青云。他在当了４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晚年的徐世昌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时种种菜倒也自得其乐。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起先，曹锟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透着股气势。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使其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位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津门大报小报上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于是早年这条叫做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闭门不见，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日本方面送来丰厚的抚恤金，也被曹夫人拒绝。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北洋寓公群体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为什么天津租界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购房安家首选之地呢？
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公报》曾发表过两段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老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宜”。“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
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所谓“寓公”，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族，后泛指失势卸任或解职后寄居他乡赋闲的官僚、绅士。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五大道等处的天津租界“寓公”另有特殊含义，指为数众多的陆续下台的北洋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天津人称之为“北洋寓公”。天津租界住着北洋时期的5位大总统、6位总理、19位总长、7位省长（或省主席）、17位督军、两位议长、两位巡阅使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天津近代人物录•寓津旧军政人员》估算，入住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有500人左右。假设每位寓公及同住的妻妾、子女、亲眷、随从、仆人等平均以20人计，那么这个群体的总数将近万人。如此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且余威尚存的北洋寓公群体，成为租界乃至在整个天津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
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下）
别致的地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大道地区还是天津城南的一片坑洼塘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当时有“二十间房”、“六十间房”、“八十间房”等似是而非的地名。后来，这里被划为英租界。从1919年至1926年这7年间，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垫洼地修建道路。重庆道于1922年建成，彼时命名为爱丁堡道、剑桥道。随后，大理道、睦南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等相继建成。当时，英租界当局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的城市名来命名新建成的道路。例如：新加坡路（今大理道）、香港道（今睦南道）、科伦坡道（今常德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伦敦路（今成都道）等。
五大道地区地名有三个特点：一是独立宅邸居多，里巷数量较少，而名人名楼概以门牌为标识，不另命名，也不设匾牌。二是街巷通名以“里”为主，“胡同”之名在此销声匿迹。三是出现了“大楼”、“别墅”、“村”、“坊”一类公寓庄园的通名，如香港大楼、马场别墅、剑桥大楼、安乐村、育文坊等。这些别致的地名与天津历史上的老地名，如户部街、如意庵前街、袜子胡同、耳朵眼胡同等大异其趣。
争奇斗妍的特色建筑
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也是最长、最宽的一条街道就是马场道。洋人在天津设立租界后，最时尚且盛行的文体活动就是赛马。每次赛马会举行比赛，天津各洋行关门歇业，海关也停办公事。在19世纪末，英国商人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建了一座大型赛马场。为方便往来，就在赛马场和英租界之间修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遂以“马场”命名，路长3410米。在天津几乎找不到一条坐标方正的老街道，斜街歪巷比比皆是，马场道也不例外。
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就是马场道121号，一座始建于1905年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花园别墅。由于英国学者达文士在此居住，人称“达文士楼”。马场道上还有两座著名的大型建筑——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都坐落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内。北疆博物院创建于1922年，是中国近代开设最早的自然博物馆。创办者是法国学者离桑，他的中文名字叫桑志华。其建筑为平面的“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
马场道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外国语大学校门一侧高大气派的法国罗曼风格建筑——法国人在1925年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主楼。三层高楼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赛尔式瓦顶，圆形大钟，堪称民国时代典型建筑风貌。
睦南道全长1968米，幽静的道路两旁，在绿树掩映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次第排列。漫步其间，使人感到道路、别墅与街、树三者相距空间的尺度恰到好处，而且每一幢洋楼别墅风格各异，毫无雷同。这里有著名爱国将领高树勋旧居（睦南道141号），楼房为典型英式建筑，大坡度，尖屋顶，开天窗。因东陵掘墓而声名大噪的军阀孙殿英，其旧居（睦南道20号）始建于1930年，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具豪华气派，迎面的几根绞绳式立柱显示出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睦南道24号），主体为四层砖木结构，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三层楼的平台布局结构各不相同，外墙用烧焦的砖垒砌，俗称“疙瘩楼”。该建筑曾为伪满洲国领事馆。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旧居（睦南道50号），红砖清水墙，坡瓦斜顶，颇具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大理道全长1745米，两侧房屋多为英式单体小洋楼，私密性和隐蔽性非常强。蔡成勋旧居（大理道3号、5号），主楼外观为法国罗曼式公馆建筑，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楼正门两侧为对称式，楼房外檐为青砖墙体，以白色窗楣为饰，楼房的第三层配有凸出檐的平台。
院落宽敞，围墙高阔，朱褐色大门颇显豪华森严气派。内装修使用中式木雕；
另有中式四合院家庙，垂花门及门窗隔扇，砖雕、木雕、石雕皆精细入微。陈光远旧居（大理道48号）是一所大门楼高台阶欧式现代风格建筑。黄色墙体，二层凸出于三层，二层有大露台，三层楼顶有八角凉亭。建筑设计别出心裁，端庄而壮观。鹿钟麟旧居（大理道18号）为砖木结构，红瓦坡顶，英式二层楼房。高台阶，拱形门，院中树木茂盛，整体布局美观，朴实而幽雅大方。
独特的建筑风格
彼时，豪门政要、富商豪绅、文人雅士纷纷携带家眷涌入津门五大道，举家住进设施齐全的小洋楼，电灯电话、壁炉冰箱、花园楼房，自然比传统四合院更为舒适方便。于是，人们便相争在此置地建房，毗邻而居。因此，这一带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名流、贵族居住区。
在此置地筑舍的中国房主并不乐于完全遵循西方建筑的风格准则，他们往往随心所欲地删减或添加：认为欧式廊柱好看，就在建筑迎面加上几根；
喜欢哥特式拱顶，便在门厅顶上设置。这种似乎违逆常规的设想，反而给予中外建筑师们更多得以自由发挥的设计空间。
五大道的别墅洋楼皆为私家住宅，个性色彩浓重，不拘一格，毫无雷同。行人驻足留意，会发现别墅西式山墙上的通气孔竟是老钱图案。最为典型的是载振的“庆王府”，占地7亩多，120多间住房围绕着中央大厅。这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楼房四周设有西洋列柱式回廊，极富欧洲风味；
而楼东面的小花园却有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六角凉亭，大异其趣。
幽秘的氛围
触摸五大道的美，最好的方式是亲自走一走，看一看。静心玩味，会发现触动内心的惊喜无处不在。拙朴的院墙、褪色的百叶窗、紧闭的大门、婆娑的树影、茂密的爬山虎、精美的廊柱，这里的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流露着典雅与宁静。
著名作家、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冯骥才，在总结五大道建筑特点时说：“房屋的尺度宜人，倾向低矮，隔院临街，院中花木遮翳，掩住里边的楼窗。顶要紧的是，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
换句话说，五大道的绝妙与精髓全在一个“静”字。正是这份静谧幽邃，让人们心底暗藏的小资情调得以飘扬，让浮躁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20世纪初叶，很多军阀、政客都选择在天津营造私宅。因为这里离北京最近，又有外国租界可以做庇荫。很多人过来并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策划密谋，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也有的干脆当起优哉游哉的寓公。在乱世，表面上奢华悠闲的租界生活，私下却是波涛暗涌。正因如此，才有了“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之说。
五大道作为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活动与隐私，填满了这里各式各样美丽的建筑。
不过，在当时动荡飘摇、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迁居于此的贵族住户，无论军政要人，还是实业大家，都力图低调行事，不事张扬，体现出蛰伏韬晦的心态。这与旧时天津盐商比富摆阔的奢靡作风迥然不同。这种心理外化，就是五大道的环境氛围——房屋尺度宜人，倾向低矮，色彩较暗，没有高楼，院中花木茂密参差，以遮掩里面的楼窗。隔院临街，院墙皆为实墙，极少用栏杆。例如，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采用百页窗原理，看似透孔透光，但因视角缘故，徜徉路过的行人，对院内景物只能一瞥而过，焉可一览无余。这种韬光心态和设计格调，构成五大道独有的幽雅静谧的环境氛围。
百年历史看天津
俗语云：“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1860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入侵的背景之下，九国租界，华洋杂处，中西碰撞，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这座都市奇迹般地交融相生。租界内的楼房、教堂、洋行、商家，现代城市管理、西方生活方式等等，对于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产生了直接而久远的影响。
当年的名流富豪、达官显贵都选择在五大道隐居避世，看重的便是这里的“清幽”。那些小楼里上演的绚丽剧情，铁与血的豪情迸射，诗与梦的柔媚纠结，幻化为诡秘的传说或清幽的故事，在风雨中缠绕，在街谈巷议中流传。中国近现代史的雾风烟雨在这里浓缩成一个又一个关于天津的记忆。
历经百年积淀，如今五大道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房子，还有迷离的氛围。每当夜幕降临，漫步在人车稀少的马路上，幽静得只能听见鸟叫。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幢幢别墅在昏灯朗月映照下，隐约闪现着岁月风霜和时代沧桑，引发徜徉于此的游客的无穷遐想。
（2）天津人的哏儿是骨子里的，这是他们的幽默感。
（3）比较容易满足
（4）爱热闹,很真实,
（5）骂人都是顺口溜！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1）天津的本地话很有特点
总结一下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篇2
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百年历史，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正是通过这样的洗礼，中国社会才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巨变。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就“脱胎换骨”，走上现代化道路，走向民族复兴。
一百年前的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政治上，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的破坏。自1840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一直笼罩在西方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经济上，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小农经济仍为主要形式；
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了外国资本的附庸。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阀攫取，中国社会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民族危亡仍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我们曾一度把苏联模式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但是，正如革命一样，苏联的经验并非全部正确和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我们必须自己进行探索。在此过程中，曾出现过重大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此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百年前的中国与百年后的中国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一百年后的中国，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政治上形成了具有旺盛活力和明显优势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由于国家的富强而空前增强。经济上，国家实力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实现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2009年，中国GDP总量达4.9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3位，人均GDP达到3600多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而且，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影响日益增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率位居世界第一。面对中国的强劲发展，西方一些观察人士惊呼中国已是一个“头等强国”。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mzd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还是一种象征意义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华民族实实在在地站起来了，不但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等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诸多梦想，如今都变成了当代中国的现实。
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至今，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
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煞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具有先天的软弱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对此，主要的说法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关于北伐战争。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北伐初期之所以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是因为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符合民心。但是，后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也是国民党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竟有人不顾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叛变革命的事实，极力为其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反革命事端的罪行开脱。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陷入新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关于全民抗战。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又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中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功劳。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点基本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应当看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历史事实更是不容掩盖。三是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派系林立，有亲日的，有亲美的，还有亲德的，各有算盘，纷争不断，很难做到统一意志，一致抗日。汪伪汉奸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四是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之所以在敌后根据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国民党散布的“保存实力”，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方针，在敌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不应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关于三年解放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30万人，而且装备精良；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人，且装备简陋。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连mzd都未料到国民党在三年之中就被打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土地改革政策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参军支援前线成为热潮。正如mzd所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建国以来mzd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那么，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这决不能责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妄图在中国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dc统治。
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阶段的历史形成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第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但是，这场革命必须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而且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没有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上现代化道路，走向民族复兴。因此，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30年的探索阶段，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对于这30年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认为中国不该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按照mzd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这30年的探索历史，把其看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今天的现实来看，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主观臆断。事实上，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就能正确揭示出这段历史中蕴涵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还是在主要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为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于是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直接地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间接地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mzd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其次，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课题。经过新中国头7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在中国确立。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这30年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段曲折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立什么”的重大课题，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一时还很难认识清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探索也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为后来改革开放30年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mzd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mzd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总结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党和人民从这几十年曲折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搞教条主义是不行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行的，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知上的基础。
第三个“30年”的改革发展阶段，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30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推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30年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这30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
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今天的巨大进步，是几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革命者、建设者的伟大实践而取得的成果。决不能把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
总结一下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篇3
百年中国，红色记忆
开 篇
A：连天珠峰昂头颅，莽莽昆仑为骨骼。
巍巍五岳犹五子，赫赫三山广传说。
B：陆地无垠任驰骋，大海浩瀚荡碧波。
春朝花放江山娇，秋日丰收结硕果。
A：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内忧外患中你闯过岁月的蹉跎，
改革开放你勇往直前气势磅礴。
B：做一场梦，用一百年。共和之梦，理想之梦，富强之梦！
那一颗颗划破漫天黑暗的流星，前仆后继，迎接曙光！
A：上下五千年，看我浩浩乾坤。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B：纵横九万里，看我泱泱华夏。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A：百年中国，红色记忆
B：万古流芳，历史铭记
各个片段：
（一）：孙中山
翻开历史的画卷，回首共和国的难忘记忆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宣言中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混沌的中华大地晨曦微露……
（二）：娘子军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正式成立。他们在崇山峻岭中冒着枪林弹雨与侵略者和反动派周旋。保家卫国，巾帼不让须眉。
（三）：江姐
1947年江姐创办《挺进报》，以笔做枪，捍卫民主，对抗邪恶，令敌人胆寒。1948年6月被捕入狱。1949年11月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四）：小兵张嘎、董存瑞
小兵张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无数幸福的家庭被摧毁，一夜之间，嘎子变成了一个家破人亡的孤儿!失去亲人的悲痛没有使他消沉，敌人锋利的刺刀更不能使他屈服。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小侦察员。
董存瑞：
1948年5月，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董存瑞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手托炸药包壮烈牺牲。不到19年的生命，太短，太短……
（五）：毛泽东
天安门前一声吼，东方雄狮撼山河。开天劈地新纪元，文明古国创共和。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六）：王进喜
60年代，奋斗、拼搏的年代。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带着欢笑和泪水的记忆。1960年，王进喜带领1025队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我们争的不是自己的一面小红旗，我们要争的是全国这面大红旗。”
（七）：邓小平
你引领我们走出十年浩劫的迷雾，你让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温饱的遗产。你是一位大山般伟岸，为全世界所仰慕的矮个子东方巨人。
1978年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试看明月寰宇内，和谐欢歌大中国，春回大地……
总结一下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篇4
百年党的历史百年红色金融作者：陆岷峰欧阳文杰
来源：《金融理论探索》2020年第05期
摘要：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等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已经发展为自成一统、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效的金融工作指导与服务，形成了坚定政治立场、突出问题导向、坚守功能本源、重视改革创新、扩大双向开放的金融思想发展经验主线。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党建统领、市场主导、科技赋能、内外循环、理念输出的发展路线框架，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思想的未来演变和升华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党的金融思想在新时代继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金融功能;改革创新;金融科技;国际金融循环体系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517（2020）05-0003-10DOI：10.16620/j.cnki.jrjy.2020.05.001一、引言
金融在经济运行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功能区位，是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工具。金融系统的主要运转方式，就是将社会资金进行跨时空的转移配置，促进资金在不同地理空间、不同经济个体和不同时间周期之间的有效流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加社会福利[1]。
在宏观经济层面，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是打通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循环体系的核心环节，金融在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并进行高效分配的过程中促进了国民储蓄向投资的顺利转化，是实现供给与需求平衡的重要工具，也是国民经济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关键变量。在微观经济层面，从企业来看，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顺利运转需要金融的支持，涉及到企业融资效率、资本结构、商业信用、支付链条等方面，影响企业再生产的扩大和财富积累。从居民个体来看，居民个体层面金融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在生命周期中的财富配置，进而对人生福利效用最大化的实现程度产生影响。
在国家政治层面，金融系统的效率水平和政治属性，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的实现，金融是保护人民劳动财富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参与国际竞争和应对外来风险的关键领域[1]。
总结一下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篇5
建党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研究摘要：建党百年来，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面对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党中央根据所处的时代条件、承担的历史任务，不断推进和创新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在实践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有: 必须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自觉；
必须要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
必须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必须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关键词：建党百年；
中国共产党；
政治建设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建党百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心任务，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在探索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探索前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主要围绕着党的政治纲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内斗争展开的。其一，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政治纲领。党的一大首次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党的二大经过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其二，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了团结凝聚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总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确立了土地改革的政治路线。最终赢得民心，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其三，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把牢党的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八七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七大时，全党政治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党的政治建设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曲折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主要是围绕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及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展开的。其一，在政府组织党委、建立党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检机构，从制度上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其二，针对党内的不正作风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等政治教育以及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和对“四人帮”的揭批清算，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其三，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三）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时期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着力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升到政治问题。进一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其二，拨乱反正，促进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同时，建立健全党规党法，制定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其三，讨论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初步提出了
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四，指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全方位开启管党治党实践，使党的政治建设得到了全面强化。其一，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其二，明确了“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制定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从制度上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其三，加
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印发并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和自觉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其四，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深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四个自信”，树立“四个意识”。
二、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必须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所以要深入学习党的基础理论知识，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学习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素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必须要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
建党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启示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抓住了政治性，就能确保党和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才能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促使每一位党员干部坚定政治信念、牢记政治责任、担负政治使命。只有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下，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才能实现新时代我们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
（三）必须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言堂”、自由散漫、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不良现象对党的政治建设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严格的纪律是良好政治生态形成的基础，是党内统一政治行动的可靠保证。完善党规党纪，用严明的纪律要求来规范党员干部政治言行，维护党内团结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政治思想教育，把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要求落到实处。
（四）必须要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
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的体现。当下，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要兴党强党、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就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才能实现自我超越，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38.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