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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认识5篇
第1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1921—1949）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作者：祝彦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1期
摘 要：在党的十八届中央领导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虽然结束，但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永远不会也不能结束。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只有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才能与群众保持鱼水之情、血肉联系，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最终才能长期执政。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本文总结了几个方面，供今天的共产党人学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群众路线；
历史经验；
1921-1949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1-0025-09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赢得政权，根本因素就是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是靠的什么赢得民心的呢？靠的就是走群众路线。也正因为此，我们党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党在群众路线工作方面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总结并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我们在制订与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经验（也包括教训），在全党牢固树立群众意识，无疑很有意义。
一、关心群众生活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始，就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自己的基本操持。正是为了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为了这一目标，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李大钊同志为此牺牲在反动军阀的绞刑架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毛泽东一家中有毛泽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和毛岸英等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此而说，革命胜利的红旗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一点也不夸张。
第2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
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
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第3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认识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逄先知
2013-03-27 09:56:39 来源：《人民日报》2011-05-04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称得上一个老党，但依然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强有力地领导着一个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满怀信心地阔步前进。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历史现象。 要深刻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最好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征程中，不知道遇到过多少艰难困苦和挑战考验，遭受过多少失败和挫折。但是，这一切都被一个一个地克服了、战胜了。历经磨难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又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极为丰富，有非常珍贵的成功经验，又有十分惨痛的失败教训。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成绩，纠正错误，记取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思想理论高度，教育全党，取得共识，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地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绝不因为犯过严重错误而全盘自我否定，也绝不因为取得伟大胜利而固步自封。 中国共产党90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巨大财富，把它们总结起来会给党以巨大的推动力。对于党的丰富经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列出若干条，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有以下三条，其中每一条都关系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 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不是什么别的理论、什么别的主义如民主社会主义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这一思想原则并付诸实践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不断向前的思想力量。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其中不少至今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主观条件来说，主要就是没有形成符合本国实际情况、有着明确奋斗目标、能够凝聚全党力量的正确理论指导。这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实现了令世人惊奇的大发展大繁荣，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背弃马克思主义，采取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结果纷纷失去执政地位，有的连国家都解体了。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 正确的理论来之不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集中全党的智慧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另一方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正确理论的形成来说，正面的经验是重要的，反面的经验同样是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毛泽东同志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后也曾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甚至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外国的实践经验，学习和吸收人类创造的、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借鉴和学习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硬搬外国的东西，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有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吃过大亏，有过沉痛教训。 理论要发展，就一定要创新。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实践创新作出理论概括。这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不是只在词句上变花样，而是从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同时，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正确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理论，虽然它的某些具体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过时，但它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会过时的。在我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有多样性，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如果用其他的什么思想、学说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就是历史的倒退。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只有几十个人的小政党发展成为拥有77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多亿人民的执政大党？靠的是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够凭着小米加步枪打败由美国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人民。曾经十分落后的古老中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6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是人民。离开人民的支持，就一事无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我们决不应当忘记，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党的支持，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90年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前进；
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办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同毛的会谈》中这样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他说得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在党的政策上。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党的政策好不好，对不对，要看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就是说，党的政策必须符合群众的愿望、需求、意见和现实的情况。要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放下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做系统细致而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调查研究；
把从调查中得到的大量材料加以分析研究，集中起来，形成政策，再把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在实践中检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如此往复循环，政策便逐步完善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现在大家不是在谈论民主吗？民主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最可靠、最实在、最能反映民意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胡锦涛同志强调：“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者有一个教育群众的责任，即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正确的舆论去引导、影响、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境界。这是关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大问题，具有长远的意义，切不可等闲视之。在我们的工作中，自以为是，对群众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反对；
对群众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甚至迎合群众中低俗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也是错误的，也必须反对。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忘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增多了，甚至出现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虽是局部的现象，但决不能有丝毫忽视。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正所谓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再三提醒全党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并采取各种办法教育党员干部，用严格的纪律与制度规范和管理党员干部的行为，不断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国家和民族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好，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党的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多个方面。这里着重就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谈一些看法。 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古田会议开了先河，延安整风是一次重大实践。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革命胜利，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它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对党的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着，在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著作高潮，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党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回顾从古田会议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80多年间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不仅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到2001年，江泽民同志再次提出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应当引起全党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党的正确思想总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同时也不放松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长期忽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听任各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组织，最终垮台，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党在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有组织上、制度上的保证，这个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曾这样说过：“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力量呢？很重要的是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削弱和否定它，就会损害党的战斗力，以至瓦解党的组织。” 实行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和集中是统一的，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独断专行；
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行其是，就会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民主是基础、是前提，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集中制”而加以否定，显然是不对的。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证。 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哪个时期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就前进得比较顺利，遇到了困难也比较容易克服，党内生活就生动活泼；
哪个时期违反甚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就很不正常，不能形成真正的全党一致，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发生倒退。不能因为党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犯过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损失，就否定民主集中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恰恰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又一个重要问题。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下来了。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一个组织优势。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关键环节，党的政策都要通过基层组织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基层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就是团结和凝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广大群众的核心力量。人们还记得，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镇顷刻间变为一片废墟。就在这片废墟上，映秀镇党委的牌子挂出来了，让受灾群众立刻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了信心。镇党委及其成员成了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他们带领群众坚持战斗在救灾的第一线。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说明了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心目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基层组织的状况，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牢靠不牢靠。当前正在进行的创先争优活动，就是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是满意的。但是，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凸显，而且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变、并不太平的国际环境。客观形势向我们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那么，中国共产党必将长期执政，带领全国人民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4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认识
第２２卷第３期２０１１年６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ｏＩ．２２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１１
【政治学与行政学】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吴美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中国共产党９０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主要是：不断推进反腐倡廉理论的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庶实践；
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反腐倡康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
坚持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统一起来；
健全廉政立法体系，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水平；
学习借鏊剐国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０６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８９一０８
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次正式见诸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则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在全面执掌政权之后，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还是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以不懈的努力整肃不良作风、惩治腐败现象，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治理腐败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十分注意保持党的纯洁性，反对和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及不良作风对党的侵蚀。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①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设立“纪律”一章，明确规定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大革命时期，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一些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党内不良风气有所滋长，贪污腐化问题时有发生，主要是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弊病。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扩大会
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了贪污腐化问题的严重危
害，阐明了反对腐化的必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ｏ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反对贪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一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批准号：０６＆－ＺＤ００８）。
作者简介：昊关华（１９５１一），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①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⑦中央档案馆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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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２２卷
污腐化的专门文件。为加强党内监督，党的五大成立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前身，为后来党的纪检工作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倾向严重干扰着党的路线的执行。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例举了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种种表现，主要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的观念、消极怠工等，号召全党坚决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过程中，更加注重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由于红军党内社会成分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之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以及旧军队的影响，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纠正这些错误倾向，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原则的确立，而且为肃清党内不良风气、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１９３２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廉政建设和以反对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运动，直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长征之前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在党内，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７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①根据这个决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从那时起直到七大召开前，主要承担加强党纪教育和执行党纪的任务。在苏维埃政府内，取消了大而无当的旧式官僚主义行政区域，适当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四级地方组织；
建立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民主选举政府工作人员，并根据公意撤换不胜任者；
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参与政权管理，保证他们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鼓励他们批评、检举、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和腐败行为；
建立各级工农检查部（后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作为行政监督机关，负责监督苏维埃法律的执行，检举国家机关的贪污腐化和违法乱纪行为；
建立审计制度，成立审计机构，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通过经济审计整顿财政纪律，查处贪污浪费问题；
开展反贪污浪费的节俭运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运用法律手段严惩贪污腐化分子，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财会科长唐仁达、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等贪污公款案件；
制定干部待遇条例，实行供给制，倡导廉洁作风，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严格遵守和执行纪律；
等等。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廉政建设的首次尝试，初步建立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民主制度、监督制度和廉政制度。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分别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名篇。提出了党风的科学概念、党的宗旨、系统的党员修养理论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以三大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优良传统作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讨论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在陕北公学召开的公开审判大会上，当场宣读了毛泽东写给该案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ｏ黄克功案件的处理在边区乃至国统区都引起很大震动，彰显了边区政府秉公执法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的斗争．１９３７年８
①中央档案馆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９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０页。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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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吴美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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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列为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３８年８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１９３９年经修订重新正式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贪污犯罪行为的构成和量刑的具体标准，这为惩治贪污犯罪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贯彻实施条例过程中，边区政府查处了１８０多起贪污腐化案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查处肖玉璧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肖玉璧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曾任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职，他身上的几十处伤疤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后来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共３０５０元，被边区政府逮捕查办。肖玉璧自恃功高，又与毛泽东很熟，就写信向毛泽东求救。为慎重起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带着肖玉璧写的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１９４１年底，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查处肖玉璧贪污案件在边区引起很大震动，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解放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评论。评论写道：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作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为建设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如１９４３年４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了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纪律，同年５月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了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十条行动准则，积极倡导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作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相继颁布了相关法规，如《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案件。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党员干部中新出现的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各解放区制定或修订了惩治贪污条例，惩治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
普遍建立了行政监察机构，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完善了从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财经制度、审计制度等，健全了各项监督制度；
结合土改开展了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拒腐防变和坚持“两个务必”的方针。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如下规定：一日不作寿，二日不送礼，三日少敬酒，四日少拍掌，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进城之前，毛泽东深沉而豪迈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白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战争和局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出以锤炼党性保持自身纯洁性，以培育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以严格纪律整肃内部不良作风，以法制手段惩治贪污腐化犯罪行为的反腐倡廉建设之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所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由于革命的胜利，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造成党的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铺张浪费、贪污腐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玩忽职守。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于是从１９５０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４年开展了整党运动。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整党整风相比，此时整党整风的功能扩大了，不仅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而且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整风的重点不仅是整顿学风和思想作风，而且是整顿包括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整风方式还被推及到国家政权机关，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成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开展了“三反”运
动和“五反”运动，并于１９５２年４月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惩治腐败的刑事法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惩
治贪污条例》，在“三反”运动中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个腐败第一大案。接着又进行了“新三反”运动，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运动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反腐败专项斗争，它震慑了违法犯罪，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实际的警示教育，所以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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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经验简论作者：肖莉
来源：《青海党的生活》2021年第8期
肖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历史命运的一百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一百年。历史证明，江山来自民心，得天下者民拥之，领天下者必自强。百年来我们党特有的品质和优势是其发展壮大、取得骄人成绩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独特优势和优秀品质推动着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挖掘其独特的优势和经验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一条。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建成“总体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在党全面领导下实现的。因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坚持不懈地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百年来，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确保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力量。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勇于突破“自我革命困境”，敢于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零容忍，不断强化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的根本秘诀，更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勇立时代潮头、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密码。
二、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以此作为党安身立命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和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成功的关键。100年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我们党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时代的惊天动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不懈推进理论创新，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凝聚党心民心、教育干部群众，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持目标不移、奋斗不止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中，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奋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结合起来，以巨大的政治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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