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主党派（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1 第三党
1930 年 8 月，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 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即农工党的前身， 当时被称为第三党。
1935 年 11 月， 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1941 年 3 月， 该会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抗战胜利后， 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 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
1947 年2 月， 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农工党历任领导是邓演达、 黄琪翔、 章伯钧、 彭泽民、 季方、周谷城、 卢嘉锡、 蒋正华， 现任主席桑国卫。
政治主张
《政治主张》 是第三党的纲领文件。
它的基本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 ， 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 建立“平民政权” 的国家， 进而“实现社会主义” 。
它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是：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新约； 在“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前提下， 与苏联恢复邦交； 同各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
经济政策是：
“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 消灭封建的残余， 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 。
社会政策是：
改良工人的生活， 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罢工的权利， 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
第三党十分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
它的土地政策是：
“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 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 。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是：
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 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 国家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 将最高额以外的私有土地和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 同时将军阀、 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 将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 分配给农民耕种， 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基本方案
第三党提出了进行“平民革命” 和建立“平民政权” 的主张， 但具体怎样进行呢？ 它的领导人设计的基本方案是：
被压迫人民经过各种职业 （农工商业）
及准职业 （学生、妇女、 兵士、 警察等）
团体团结起来， “自动去开国民会议” ， “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
。
这是说要凭借邓的影响把蒋军军官拉过来， 去组织“平民革命军” 。
邓演达一面倡导平民革命， 一面却又反对真正代表工农民众利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
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 含有不少对共产党、 对工农红军、 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之词。
他说：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 的。
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和南京政权的横暴贪污的政策， 都是“毁灭农村” 。
共产党政权与南京政权“互相依存” ， 第三党要把二者都消灭。邓演达反对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烧田契、铲田界” 的斗争， 认为这“不过是代表极端情感的爆烈， 而不是革命的正当手段” 。
只有按照第三党的方案， 采取“有组织的争斗程序” ， 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方法。
而实际上， 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第三党的方法恰恰是行不通的。
2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的活动
由宋庆龄领衔的中国民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民盟的参加者有：
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
、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华职业教育社、 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 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 实践民主精神， 加强国内团结”， 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积极宣传抗日主张， 团结一切非党派人士与海外华侨， 为抗战提供资金与大量人力物力。
还申请得到了国际上的援助。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 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浴血奋战于抗战最前线， 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青年党、 中国国家社会党、 第三党、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 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倡导
者、 组织者和参与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同盟军， 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申明大义，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 而后， 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了华北。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 年 8 月 1 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 号召全国各阶层、 各党派、 各军队停止内战， 全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呼声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 以民族大义为重， 捐弃前嫌， 主张全面抗战，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 年 11 月， 第三党在港九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
会议决定将第三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解”)。
会议通过了该党的《临时行动纲领》 ， 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即要“结成联合战线”。
在《告同志书》 中，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主张， 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 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 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 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 组织统一的行动机关”［1］ 。
12 月， 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条行动纲领后不久，“民解”即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 ， 呼吁“以最快的速度， 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 。
1938 年 3 月 1 日， “民解”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 中指出:“这次反抗暴日侵略的战争， 乃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后时刻。
抗战的利益， 包含一切人民的利益， 除少数甘作亡国奴的汉奸而外， 全国上下， 不分党派， 无间朝野， 为民族利益计， 为自身及子孙计， 都应该牺牲其特殊利益、 财产生命， 一致团结， 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
”并提出了 “民族至上， 民主至要”的口号［2］ 。
1935 年 12 月 27 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并号召“停止内战”， “开放民众组织， 保护救国运动， 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 “释放一切政治犯， 共赴国难”［3］ （P65-66）
。1936 年 5 月，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宣告成立。
“全救会”对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表示积极响应， 并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合作， 建立民族联合战线。
1937 年 7 月 9 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 ， 要求政府实施抗战国策， 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 号召人民团结起来， 打击主要敌人 ［3］ （P346）。7 月 10 日，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武装民众抗日、 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战时计划经济， 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政治主张， 并通知全党， 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4］ 。
7 月 15 日， 为促成各党派合作抗敌， “全救会”领导人沈钧儒、 章乃器、 陶行知、 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公开信， 全面阐述了建立“民族救亡联合战线”的基本立场，认为抗日救国必须“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 必须使“联合战线”巩固扩大起来［5］ 。
国家社会党、 中国青年党、 中华职业教育社、 乡 村建设派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 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拥护建立民族抗日联合阵线。
乡 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主张把大中小学教员疏散到农村去， 开展民众抗日活动， 并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敌。
极力主张“教育救国”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简称“职教社”)在其领袖黄炎培领导下， 自抗战开始以后， 一直坚持全民抗战的主张。
属于民主党派右翼的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虽然在政治倾向上亲国民党， 但都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并且主张积极抗战。
如中国青年党提出：
“今日中国的抗战”不应该“只是士兵的抗战”， 而应该是“全民的抗战”， 要求国民党当局给各党派发动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权利［6］ 。
综上所述， 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 各民主党派坚持抗战立场， 拥护抗战国策， 坚决拥护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二、 坚守大节， 全力以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各民主党派不仅在道义上坚持抗战、 支持抗战， 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不畏强暴、 宁死不屈、 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1、 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斗争。
“民解”为了宣传抗日、 团结、 民主三大宗旨， 先后创办了《铁掌》 、 《抗日行动》 、 《进步时报》 、 《草原》 、 《妇女知识》 、 《大学文艺》 、《南针》 和《南方青年》 等刊物。
民解华北区的北京市委还在华北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等处与中共党员合办了多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
1937 年 8 月 19 日， “全救会”的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 三日刊。
救国会许多成员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 宣传抗日。
12 月， 沈钧儒、 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 。
1938年 7 月， 《全民周刊》 与《抗战》 合并， 改为《全民抗战》 三日刊， 由邹韬奋主编， 每期销量达 30 万份。
邹韬奋除编刊外， 还从事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他创建的生活书店，在西南、 西北各地设立许多分支机构， 仅《战时读本》 、 《大众读物》 就销售 500 万册以上。
9 月， 胡愈之等创办《国民公论》 旬刊， 沙千里、 刘江陵等在武汉创办《大众报》 (周报)。
第三党在各地创办《抗战所要》 、 《前进日报》 、 《抗战青年》 、 《抗战农村》 、 《抗战妇女》 、 《抗战华侨》 等刊物， 鼓动抗日。
职教社等党派也以报刊和短训班等形式， 进行抗日宣传。
民解中央迁到武汉后， 章伯钧与中共驻武汉代表团联系， 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帮助， 创办了机关报《前进日报》 和《抗战行动》 杂志。
这些刊物以书、 报、 刊为武器或阵地， 在“全民动员， 抗战彻底”的口号下， “通俗易懂、面向大众”， 宣传抗日救亡， 倡导民主进步， 并深受民众欢迎， 对提高人民抗战意识和抗战热情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2、 全力以赴支持武装抗战。
1932 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 中华职教社在供应前方军需、 战区救济、 救护以及慰劳、 捐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黄炎培、 江问渔、 杨卫玉等“职教社”领袖联络上海地方人士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支援 19 路军抗战。
黄炎培曾亲自率全家老幼赶制丝棉背心， 慰劳 19 路军将士。
职教社还利用其特殊社会联系面，向实业界及社会各界多方征募军需品， 支援抗日军队。
在长城抗战、 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期间， 黄炎培曾 4 次亲自携带募捐的大批物资和现款， 赴北平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七·七”事变的第三天， 黄炎培、 江问渔等即致电 29 军军长宋哲元， 声援华北抗战， 热情勉励和支持 29 军抗战。
救国会在“八·一三”抗战期间， 组织民众团体参加救护、 慰劳、 运输等工作， 大力支持抗战官兵。
上海沦陷后， 他们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 筹措捐款， 支持江南抗日的新四军将士。
上海职协等救国会组织两次派出“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 通过敌伪封锁线， 秘密赴皖南、 苏北慰劳新四军。
其他各党派也采取各种方式， 积极动员各自联系的民众，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大力支持武装抗战， 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贡献了力量。
3、 踊跃参加对日作战。
“七·七”事变后， 第三党的许多干部积极奔赴前线， 参加对日作战。
1937 年 8 月， 该党成员黄琪翔担任了第 8 集团军副总司令， 参加淞沪抗战。
9 月下旬，当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时， 黄琪翔率所部与日军血战两昼夜， 该党成员裘期懊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之后黄琪翔受命先后任第 26 集团军、 第 l 1 集团军总司令， 积极率部抗击日军。
宁沪失守后， 该党成员季方在华东敌后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 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抗日。
该党成员刘春与中共配合， 深入华北农村， 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党的其他成员在广东组织“民众抗日游击队”， 在新平、 佛岗、 增城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沙千里等迁至武汉后， 热情接待从平、 津、 沪、 宁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 把他们中的一些人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 转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
该会还成立战时训练班， 对青年进行军政训练， 并组织部分青年参加军队， 奔赴前线抗敌。
该会的许多成员响应中共号召， 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 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 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三、 顾全大局， 积极协调国共两党合作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 国共两党的关系， 是影响和决定抗战进程的重要因素； 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提和保证。
基于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要性， 各民主党派着眼民族大义， 忍辱负重， 积极斡旋， 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1、 提出解决国共冲突的基本原则。
为避免国共两党在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冲突， 民主政团同盟在 1939 年 11 月制定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中提出了“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强调军队须属于国家， 军人只能效忠于国家， “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 亦非任何党派所得而私有”。
民主党派认为， 国共两党冲突不断摩擦时起的症结所在， 是由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 各有区域， 各有军队”。
国共两党军事的对立， 彼此互相牵制了对方一部分武力， 致使中国所拥有的兵力不能全部用于对外， 而且在地方局部摩擦中，牺牲了若干爱国抗日的力量。
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