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创新“延伸,互动,整合”,供大家参考。
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创新“延伸+互动+整合”
摘 要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不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推动政府由控制转为服务，社区从封闭转为开放，居民由被动服从转为自主性抉择。相当部分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理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工作重心，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二是网格化助推基层社区民主自治；三是凸显民生情怀的社区治理理念；四是“项目化”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关键词 网格化治理 模式创新 样本考察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城市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早，是从试点逐渐向全面推进的过程。时至今日，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仍是中央乃至地方所着力提倡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社区网格化治理新模式的形成，无论是在社区管理手段上，还是管理方法和理念上，都有独创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带来了社区民主自治、居民居住环境
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革性的尝试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思考，并引发了较为激烈的讨论。
1“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
西部地区如青海和西安采用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体系实现了服务触角的延伸再延伸，为基层群众带来了真正的实惠。长期以来国家实施单一政府行政主导的社区管理，其特征主要是社区的管理权属于政府所有，基本不存在社区和群众的自主权，在保证政府主体地位与利益的前提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行政权力，组织社区建设，垄断公共资源，居民缺乏对社区的依赖性，其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相应的欠缺，那么，社区建设的责任到底由谁承担，主体是谁呢？就当前的社会管理形势来看，存在着主体的多元性与不同利益主体分化的趋势。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社区服务体系明确了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整合了公共资源，赢得了居民的普遍认同。这种精细化、信息化和实效化的服务体系，决定了基层准行政区建设的终结，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自治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也决定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多元沟通与良性互动，使群众的意愿能够通畅的向政府表达，促进公众广泛而理性的参与政治生活。除了服务延伸和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外，“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各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异。
青海格尔木市对各项职能部口的服务项目进行整合。创立了网格――社区――街道――工行委――市的层级责任制。按照“一格多员”的模式，将 900 多名综合治理、劳动保障、民政、司法等服务人员整合到网格化治理工作来，实行社区“一站式”服务。而未整合前，全市各相关职能部口呈分散化，也经常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百姓不仅是办事难，有时甚至是找人难。而实行职能部口服务项目整合后，可以有效解决跨部门办事的麻烦，提高了老百姓办事的速度和效率。保证办事人员上班时间在岗，老百姓能够随时找到负责人；同时也能保证政策的宣传到位。
西安市对各种社会优质服务资源的整合。各种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都是进行社区建设的关键力量，但他们中也普遍存在着管理落后，组织性涣散等问题。确立了“N+5”社区服务体系，社区细分为 N 个单元网格，实行精细化服务、合理配置资源，社区中的每个网格都有信息员、管理员、督导员、专管员、协理员等 5 大员进行实时服务，这五大员是由专职社工、社会组织成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通过对各种社会优质
资源的整合，社区不但能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全面化，而且对于杜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志愿者规模的扩大都有巨大的作用。
2 网格化助推基层社区民主自治
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需求如何才能够实现有效的衔接呢？西安市探索出社区民主自治的新机制。2010 年西安市碑林社区创造出了利于基层民主治理的新模式，即“四议六公开”制度，在该区 103 个社区进行了大力的推广实行，所谓“四议”就是社区事务按照提议（社区党支部）、商议（社区两委会）、审议（党员大会）、决议（居民大会）的程序组织实施；“六公开”是指社区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服务公开、决议公开、结果公开。从实施“四议六公开”制度以来，社区共召开了 320 多次民主议事会议，对 700 多件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65 件社区复杂事项得到解决，24 起矛盾纠纷得到化解，而且还制定了 38项社区自治制度，内容涉及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居民代表大会、居务公开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可见，政府通过网格化治理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内容与自治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从政府“管理”到“治理”，从“控制”到“服务”的过程中，政府――社区――
居民关系的变更，在社区治理中三者关系的协调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日益突出，社区自主性增强、居民参与基层民主决策形式多样、政府统筹多种利益群体，极大的提高了建设基层民主政治的实力。因此，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政府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以怎样的方式更有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从而达到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机统一。
3 凸显民生情怀的网格化社区治理理念
为践行“民生为先，服务为先，基层为先”的理念，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构筑“三色民生管理防线”。确立了关乎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机制，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现今，该市区基本构建了一套“红、黄、绿”三级管理体系，只要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必须要纳入到这个三级管理体系中。具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绿色等级管理的主要是那些群众满意度高、实施条件成熟，风险较低的项目，集中精为快速推进；第二，黄色等级管理的主要是那些在政策上有分歧，存在一定风险的项目，等到条件成熟了再实施；第三，红色等级管理的是那些对政策存有较大的争议、矛盾纠纷频发，风险很大地项目，暂时不予推行，以防发生社会纷争和群体性事件。
4“项目化”推进网格化社区治理创新
社
会管理的范畴广泛，涉及社区治理的诸多方面，如工作内容、工作领域、工作手段等。我们说要想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做到多方参与、有效切入，关键就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开展工作。项目化管理一直就是被各方所广泛推崇的实践方式，尤其是实行社会管理创新以来，内蒙、西安、青海均把握住其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的难得机遇，敢于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深入推动“项目化管理”方式，极大的激发了社区发展的动力源泉，全面增强了社区工作的实效性与影响力。
内蒙、西安、青海虽然都致力于以项目化带动社区治理创新，但是三者具体来说，其项目化工作举措是存在差异的：内蒙鄂尔多斯市是群众性需求创设项目“民生工程”，结合当地实际和民生问题的紧迫性，紧紧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寻找项目。开展“民生工程”，形成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使得民生工程向制度化、公平化、均衡化方向迈进。努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尤其要注意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养老保险等方面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均等的权力，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以此为基础，每个社区可以按照项目进展的程度做出阶段性的定位，并对项目的进度做
出安排，至今，项目已经具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青海格尔木市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项目中，全市上下联动，重点打造了“高原先锋工程”这个中心项目。提倡实体化运作方式，主要体现在有场所干事，有专门人员做事，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星级评定”、“五个好党组织活动”、“一线工作法”、“网络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活动，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社会和谐，汇聚了民心，服务了人民群众，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西安社会化机制推进项目“天网工程”，确保平安。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集中优势警力，综合采用了人防、技防和物防的举措，以借力、趁势、融合、渗透等方式推动了项目的有效实施。资金的来源方面，主要是采取企业冠名和商业赞助的形式，开拓了筹措资金的渠道，为项目的运作提供了保障；项目推进方面，集合社会整体实力共同推进项目运作。“天网工程”的实施，依赖于政府、社区、公安机关、群众发挥各自优势，给政策、给资金、给设备、给人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聚集效应，实现了西安市社区建设在范围上的
全覆盖，在管理上的高标准，联合各方力量，通过借势借力借台的方式汇集各种社会资源为社区建设服务，形成了推进网格化工作顺利运行的强大合力。
5 结论
总体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态势，是行政型走向网格化治理，从单一、封闭走向互动、开放的趋势。改革初期，管理权在政府，个人只是被动服从，没有独立自治的权利。而现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都在实行网格化社区治理，明晰了社区及个人的自主权利，打破了一元化的利益格局，有助于合理划分个人与社会、政府的权利，从而为实现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奠定坚实的制度与群众基础。网格化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将会对原有的社区体制架构进行重大变革，使得社区居民能够同等的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有益成果。重新构建群众与社会、政府的利益关系，也将对社区的组织和权力结构及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将成为我国社区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参考文献
[1] 杨敏，骆明璞.城乡社会变迁统合性视野中的城市社会与社区――“全域城市社会”理念下的生态社区建设[J].思想战线，2015（1）.
[2] 夏建忠.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M].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熊炎.北京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推广与完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3）.
[4] William G.Bureggemann.What is Community[J].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2002.
[5] 汪文革.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与服务创新――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志愿服务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