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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论文保护生物多样性论文：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环境理论解析 [摘要]现行的生物多样性概念仅仅是在生物学、 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角度下定义,忽略了导致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人类发生论机制,其认识论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的二分法”。
本文从人与自然依存和作用关系综合研究的理论即环境理论层面界定生物多样性,提出生物存活主体、特属主体的新概念,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本质就在于保护生物存活主体包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态机制的新观点。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环境理论;环境伦理;环境科学
一、 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什么成为环境理论关注的对象
生物多样性保护源于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这个公约在世界政府间确定了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和地球上一切生机的根本价值。
世界许多国家都以各自 不同的方式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程,如国际《生物多样性》 杂志在 1993 年创刊;我国 1994 年制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 白皮书,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对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创办了《生物多样性》 杂志;国际上许多基金会和环保组织(NGOS)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资助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工作。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自然生态稳定性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观念,已成为跨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核心概念之一,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学术理论研究上,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界定多被限定在生物科学、 生态科学等纯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范围内,由此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外延就仅仅局限于“基因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即使在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环境科学领域,以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概念,也仅仅是引用上述生物多样性概念,没有给出环境科学理论特有的诠释和解析。
如此一来,便会带来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生物多样性” 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危机” 认识的积极成果,但是对此概念的界定却没有考虑人类因素或人类社会背景关联。生物多样性概念为什么在今天引起举世的关注?在人类产生之前有没有生物多样性?事实上,生物多样性可以界定为地球上的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外现为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多样性在人类来到地球之前就早已存在,它是自然多样性的组成部分。
然而,同样一个科学事实是:自 工业革命以来 200 多年的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人类已经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仅就野生物种的加速灭绝而言,地球上每年有 7.7 万物种灭绝,每小时不会低于 3 种 (斯蒂芬•施奈德,1998:91-92)。
由此可见,生物多样性概念提出的时代意义就在于:界定这个概念不能脱离“人类发生学” 的背景关联。
其次,现行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含义,仍然保留着“人与自 然二分” 的方法论,由此生物多样性概念仅仅作为生物有机体或生态系统内在的重要属性,而忽视了人的生物属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仅仅是保护自 然荒野物种、 基因和生态系统,却遮蔽或不顾人类文化属性的保护。
再次,生物多样性确立的目的在本质上是要求人类负起责任,“我们这一代人赋有一个伟大的机遇,也负有一个重大的责任。
我们已经继承了最多样化的群落,这些生物一直占据着我们的星球”
(Wilson,1988)。“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这代人将对破坏了我们已继承的大量自 然财富负有责任。我们在如何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决策将决定着人类文明和地球上生物这两者的未来进化” (麦克尼利等,1991)。
但是,关于生物多样性概念的界定,没有深入到人与自 然有机整体关系综合研究(即环境科学理论)的层面开展基本的理论诠释和概念分析,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基础和环境伦理学的根据就显得不足,人类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责任也就缺少深广的解析论证。
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环境理论定位
环境的概念是相对主体定义的。
以人类为主体,这个主体周围的时间和空间,或物质、 能量,或生态条件,就是所谓的环境。
环境科学所定义的环境不能没有人类主体,但又不局限于人类主体,还可以细分为其他生物主体及其对应的环境。
环境理论的出发点或基点就是主体与环境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或者说它们是一个“超级有机体”。
根据这种观点,环境的主体可以是人类、 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也可以是种群、 物种、 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
由此环境科学方法论更关心的是主体与其环境的整合——人类与其环境的整合、其他生物与其环境的整合以及把前两者整合的整体与其环境的整合。
相互依存是自然事物的存在方式,无论是生物个体还是集合体,包括人类在内,都在更大的生态关系中保持整体相互制约的结构联系,这是整体论的环境理论。
借助这个认识视角考察和定位生物多样性,其概念定位有两个特点:一是生物多样性属于自然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在自然多样性中生物多样性与非生物多样性不可分割;二是人类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在生物多样性中人类多样性与其他非人类生物多样性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因此,生物多样性界定就不仅仅局限于具体自然科学范畴,还扩展到包括人类及其文化在内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界中所有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及其与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也是自然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然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和非生物多样性。非生物多样性是指非生命地理形态、 地貌形态、 气候形态,温度、 湿度、 光通量等形态的总和。
生物多样性与非生物多样性构成了纷繁多样、 气象万千的地球生物圈。
在地球生物圈中,生命形态和非生命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生物圈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有序流动,其中生物圈的稳态,是靠生命捕获、 生命维持、 生命调控的自组织系统(叶平,2004:113-114)。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仅停留在物种、 基因、 生态系统这些生命组成部分的保护,而且也要从生物圈整体系统的角度,着手于非生命形态多样性与生命形态多样性的互补和整合,这样才能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任务。
另一方面,人类的多样性表现在其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必须把人类影响因素与人类的多样性包括在内。
当今世界,脱离自 然的人与脱离人的自然同样是不真实的。
人类是自然之子,是地球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在采集-狩猎社会,人类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生物多样性呈现自然规律支配下的发展变化。
生物多样性主要表现为生命存在形态的多样性。
人类作为大自 然生命的组成部分,与非人类生物种和非生命环境共同构成了原始形态的生物多样性存在方式。
地球生物多样性生态结构及其生态过程,在生物圈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阈限内涨落波动。
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 200 多年,人类学会了洞察和掌握自 然规律的科学技术方法,发明了机器大工业体系,并借助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开发荒野,建设乡村,扩大城市规模,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开始压抑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进入 20世纪最后 25 年以来,人类种群“爆炸性” 增长,城市和乡村环境大规模膨胀,荒野急剧缩减,作为野生生物多样性根据地的原始荒野迅速地趋向灭绝,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结构接近紊乱的临界点,生物圈生态系统出现严重的生态过程失调,大自 然生物多样性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
人类是经济动物,在人类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破坏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使人类与大自然进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然而,大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原始荒野地的消失,也同样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损失。
没有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未来,也就没有人类子孙后代文化多样性的未来。举例说来,原本生活在黑龙江原始荒野地区的游牧民族鄂仑春人,随着原始森林和草原的消失
不得不定居,被迫改变生活方式。
又如原本以打鱼为生的达吾尔族人,不得不随着河流的干涸,或迁居他处谋生,或弃渔从农。
人类对自然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以往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包括非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有急功近利、 无知、 缺少生态评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缺少正确的哲学观念的指导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很少有人赞成“主宰”、“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保护自然、 尊重自 然已成为一种时尚。
然而,自 2000 年以来,在我国国有林区开展的“天然林保护工程” 进展到第 8 个年头,已经暴露出以“生物多样性保护遮蔽下的人” 为特征的忽视林区人的保护问题。
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割裂对当地人的保护的行径不仅仅在我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亚玛逊雨林的保护方面也如此。
表面上看,这确实存在着“越绿的地方越穷” 的问题(缺少生态补偿),但是,从环境理论的整体论视角来考察,实质上存在着把人类主体与其环境分割开来的错误认识。
从本义上说,大自然无需人类保护,即所谓的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而然的“物竞天择”、“协同进化” 的自然优化过程,是自然界生命演化和物种进化的历史积累的成就,是生物圈稳定性参数及变化规律的本质原因。
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本源意义上而言,是生物圈生物多样性的自我保护功能。
然而在当今生态危机形势下论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则是针对人为因素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而言的生物多样性恢复和人类伦理信念、 态度和行为的重建。
要真正做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就要走出“脱离大自 然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脱离人类的大自然生物多样性” 的研究方法论,确立人类文化多样性在大自然生物多样性之中、 大自 然生物多样性也在人类文化多样性之中的生态整体方法论,并以此作为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认识论起点和逻辑前提。
三、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人类“主体-环境” 整体论解析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论,即主客体关系认识论,有两种理解。
一是自然人作为主体,同非人类生物一样纳入地球“活” 的生机行列,并建筑在一切生命的地球环境作为客体发生的生存认识论。
二是社会人作为主体、 多样性的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的人类文化发生认识论。
人类这种双重主体的属性,决定了人类在与自然生物多样性结成相互依存关系时,在认识论上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思维角度和认识角度,由此决定了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思维模式、 行为方式上的差异。
人类有文化属性也有生物属性,因此,人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也有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即生物层面和文化层面。
从生物层面上看,任何生物,包括动物、 植物、 微生物和人,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是生态主体,即人与其他生命体一样构成生存状态主体,这又称作生态主体认识论。
根据这种认识论,人与人之间的生态道德,应当根据人类物种与其他自然物种之间的生态稳态关系来确证,并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生物多样性整体及过程。
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
按照这种认识论,要求人们尊重并承认其他生命形态多样性的固有价值和持续存在下去的权利,因为人和生物都是生物多样性的构成要素,共有环境、 共享资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
因此,承认人类的生存权利,就必须承认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
从这种观点出发,生物人与生物一起遵从自然生态规律,其价值本源不在人类,也不在某种生物,而是存在于自然生物圈的活性——生态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关系及属性。
文化人为主体,多样性的生物为客体,人类从文化的层面审视客体的文化意义和内在价值,把客体的多样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组分,其价值是对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
从思考方式上看,这种以人类为参照系的理论,把发展的视野和环境伦理标准由一时一地扩展到代内代际,由局部人的利益结构扩展到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世代人的利益格局,显然是
一个不小的进步。
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对未来人是好的事情,对未来其他非人类生物及其环境也是好的事情;换句话说,对未来人文化多样性保护有利的事情,对未来其他非人类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有利的。
这就是说,只要考虑了人类长远利益,也就等于考虑了非人类的长远利益。
这是符合所谓“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1997:52),即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概念。
这种发展的根基是人类利益。
用人的价值实现和需要的满足来体现和落实非人类生态的固有价值,难免令人疑虑。
至少在可持续发展的精练概念中没有出现其他生物物种的字样。也就是说,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是发展,“人类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1997:53)。
尽管可持续发展已经考虑到“发展趋向于使生态系统简化和减少物种多样性” ,但是其保护生态的理由仍然以人类需要为中轴——“动植物物种的丧失会大大地限制后代人的选择机会,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动植物物种”。
由此我们看出,这种站在人类文化主体层面考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功利主义的,也是自然工具论的。
如果仅仅以此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