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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与家庭竞争储蓄
摘 要：
制约中国扩大内需的因素之一――高储蓄率的成因分析已经众多， 试从中国不断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例为切入点， 来分析中国家庭竞争储蓄的动机。
不断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例问题（尤其是独子家庭）
失衡， 会导致中国婚姻市场竞争加剧， 从而使得中国家庭为积累财富而延迟消费， 而且会因不断增加的购房成本导致其他家庭储蓄具有趋同特征的“扩散效应”。
关键词：
人口性别比例失衡; 竞争性婚姻市场; 家庭竞争储蓄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4）
23009602
1 导言
过去十年， 有学者认为许多国家的长期低利率政策、 房地产市场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高储蓄（Greenspan， 2009）。
中国 2010 年城乡 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 GDP 超出 70%， 高储蓄率的表现主要有：
首先，中国的储蓄率高于其他很多国家包括一些东亚国家; 其次， 也高于其历史水平， 1990 年， 中国国内总储蓄占 GDP 约为 15%; 最后， 中国储蓄率也高于投资占 GDP 的比率， 中国家庭储蓄率约占国民总储蓄率的一半 （2007 年，
中国家庭储蓄率占家庭可支配总收入的 30%左右）。
关于分析家庭高储蓄率的文献主要分为 几条主线：
Modigiliani（1970）、 Modigiliani、 Cao（2004）
提出、 发展了 家庭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蓝领阶级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家庭储蓄率上升。
但是该观点与从家庭储蓄层面分析的特征不相符 （Chamon， Prasad， 2008）。
Blanchard、Giavazzi（2005）
和 Chamon、 Prasad（2008）
从随着收入不确定的增加产生的预防储蓄动机的方面来解释家庭储蓄率的上升。
从 2003 起，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和社会公共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及完善， 中国同期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这又与预防储蓄动机理论相悖。
另外的解释为低的金融发展水平， 可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大大高于以前， 可是储蓄率却持续上升。
也有的学者解释为文化价值或准则， 但是持久的文化因素试乎也不能解释过去二十年来不断提高的储蓄率。
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储蓄率的效应在众多的文献中的解释模棱两可， Hopkins 和 Kornienko（2009）
的理论模型能解释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预期会导致储蓄率的提高。
男性投入更多（包括增加储蓄）， 通过竞争娶妻， 其结果是高储蓄的男性娶妻的可能性提高， 而低储蓄的男性娶妻的可能性降低。
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 证明男性的能力之一就有是否拥有宽敞的房子， 而具备房产有效购买能力需要其积累大量的储蓄。
本文从分析中国家庭储蓄行为动机来解释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由于中国独子家庭面临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增加家庭储蓄， 这些家庭的竞争储蓄动机导致其他家庭储蓄也增加， 比如通过非流通性的商品如房产的价格不断提高反映其扩散效应。
中国婚姻市场竞争压力源于中国
人口比例失衡比率不断上升， 这会导致中国男性结婚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加大其结婚的难度。
在考虑地区收入差别、 社会保障水平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差异等情况， 发现中国地区人口比例不平衡程度越高的地区， 家庭储蓄倾向及家庭储蓄率越高， 尤其是独子家庭的储蓄偏高， 这些地区独女家庭的储蓄也不低， 原因正如刚解释其独子家庭储蓄压力扩散到其他类型的家庭相一致。
最后， 在考虑地区收入因素， 发现人口失衡比例高的地区房产价格也高于其他地区， 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独子家庭婚姻压力会引致其他家庭储蓄更多来应付不断提高的购房成本。
另外家庭储蓄水平也与婚礼成本相关， 通常新郎家庭储蓄高于新娘家庭储蓄， 以准备、 举行婚礼。
高储蓄率在大规模经济体中如中国， 是导致全球经常交易账户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实际上， 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也是高储蓄背后的制度性因素。
有学者认为从政府采取相关政策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会改变传统家庭“重男轻女“观念， 从而减轻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改变家庭限制生育政策也会从一定程度上缓减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程度。
2 不平衡人口比例& 竞争性储蓄
这部分首先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进程， 及解释为什么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会引致不断提高的家庭储蓄。
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主要体现在出生性别比例的异常偏高。
根据联合国的认定， 通常认为新生儿性别比例一般来说（假定社会没有大规模饥荒状况）
在 102 到 107 之间视为正常（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死亡率）。我国在 1960 至 1970 年代， 由于营养不良状况，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基本上
是平衡的或略低于平均水平。
而在 1982 年时出生性别比例达到了 108. 5，此比例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一路走高， 到 1986 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例达到了 112. 3， 1997 年更是高达 120. 14， 到 2007 年， 人口性别比例大约为 124 个男孩/100 个女孩。
截止到 2010 年， 15-19 岁年龄段女性人口为 480 万， 而男性人口为 519 万， 相差近 40 万。
同时， 各省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也各不相同。
截止 2010 年， 我国31 个省级行政区中共有 29 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在 107 以上（超出联合国规定的最高限）， 只有新疆和西藏两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在 105 附近， 尚在正常范围之内。
在 29 个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省份中， 有比如安徽、 海南等 12 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超出了 120， 安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更是高达 130。
过剩数量的男性自然很难找到伴侣结婚（即所指的“光棍”）， 而不断提高的人口性别失衡比率会导致这种现象恶化。
因而部分过剩数量的“光棍” 成为同性恋或移民到其他国家与外国女性成婚。
这些“光棍” 大多数来自于低收入家庭， 从而又大大提高了找不到伴侣成婚的概率。
性别比例失衡主要源于性别选择性的堕胎， 原因有三：（1）
家庭希望生儿子的偏好;这个原因部分源于亚洲传统观念， 如在 Guimoto 的研究指出在过去 25 年至 30 年间， 韩国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比例不断提高， 至到最近几年失衡比例才开始有所下降。（2）
家庭生育政策的限制（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3）
通过技术设备观察孕妇怀胎胎儿的性别（如通过 B 超技术）的成本低廉。
在亚洲国家， 大多数家庭的“男大当婚” 的观念根深蒂固， 男多女少的情况会使独子家庭尽力提高儿子未来娶妻的可能性， 如
延迟消费、 提高家庭储蓄是众多家庭的选择。
而且许多家庭认为提高家庭储蓄会增大独子成婚的可能性， 这会导致家庭之间的竞争性储蓄（当然，一般均衡即提高家庭储蓄水平的决策并不会降低未婚男性的总数量， 但是单个家庭希望独子成功娶妻的愿望会导致所有独子家庭竞相提高家庭储蓄）。
更确切说， 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是否能成功找到伴侣， 但是假定其他情况既定， 只要拥有更多财富能提高成功结婚的概率， 独子家庭的父母（或儿子本人）
就会倾向于提高家庭储蓄。
虽然不断上升的人口性别失衡比例不是家庭储蓄增加的唯一因素， 但是延迟消费， 提高家庭储蓄却是许多家庭积极应对不断失衡的人口性别比例的对策之一（另外许多家庭还通过加大儿子教育投资、 督促儿子更加努力工作的办法等）。
独子家庭的父母不需要知道地区人口性别比例的统计数据， 就会通过隐性效应来影响这些家庭储蓄。
假设两个情况相视的独子家庭， 一个处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率高的地区， 另一个处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率低的地区， 第一个家庭会通过观察或被亲戚或同事、 朋友告知儿子找到女朋友结婚的成本很高， 即结婚买房、 买车、 购置家具和度蜜月的成本预期成本高昂。
而两个地区的成本会有差异。
而地区房产价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婚姻市场的竞争状况， 从而影响到该地区独子家庭的储蓄水平。
换句话说， 即使没有掌握地区人口性别比例统计数据， 独子家庭的储蓄决策会反映出地区人口性别比例。
3 人口性别比例& 房产价格及婚礼成本
考虑地区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情况， 解释为什么独女家庭的储蓄并没有下降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其他类型家庭如独子家庭竞争储蓄的扩散效应。
这
两者的联系表现为不断上升的房产价格：
由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水平上升导致独子家庭竞争性储蓄娶妻的现象加剧， 使得婚姻成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即购房成本的上升， 那么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独女家庭也必须提高家庭储蓄应付不断提高的房产价格。
在考虑地区收入差异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差异的前提下， 2000 年中国人口普查报告表明：
在 1999 年， 通过对中国大约2088 个乡 村地区和 71 个城市的房子规模和房产价格的数据证明了以上的观点：
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比例相对较大的地区和城市， 房产的规模大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比例相对较小的地区和城市， 前者的房产价格也高于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 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相对较小的地区房产价格弹性也远远高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相对较高的地区。
本文分析家庭储蓄与人口性别比率的关系主要通过竞争压力日 趋明显的婚姻市场来体现， 即观察家庭储蓄水平的高低是否与结婚及举行婚礼的时间相关和独子家庭的储蓄模式是否与独女家庭的储蓄模式相异。
在2005―2007 年期间，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机构（IFPRI）
对贵州省的 26 个山区的家庭进行了 两次调查， 在每次的调查中， 对样本家庭上年的收入与支出进行统计， 在第二次调查中， 还包括前十年中， 家庭主要支出的活动如婚礼。
通过该报告发现家庭在婚前的储蓄水平高于举行婚礼后的储蓄率水平。
而新郎家庭婚前的储蓄水平高于新娘家庭储蓄水平约为 50%。
这
个结论可以解释为婚礼成本开支是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之
一。
由于文化传统因素， 实际上中国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储蓄的模式基本相似。
随着人口的正增加， 家庭会为准备儿女“未来婚姻” 进行储蓄。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率的上升， 尤其是独子家庭会
增加储蓄应付未来竞争性婚姻市场的压力。
4 结论
本文通过竞争性储蓄动机解释中国家庭不断增高的储蓄水平。
而引致竞争储蓄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比率不断上升， 中国婚姻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尤其是独子家庭为了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 倾向于延迟消费， 增加家庭储蓄。
独子家庭高储蓄偏好效应会通过如不断上升的购买成本扩散到其他类型的家庭（当然， 从一般均衡来讲， 单个家庭提高储蓄并不会导致未婚男性总数量的下降）。
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水平高的省市地区， 家庭储蓄水平高于性别比例失衡水平低的地区， 由于面临“男多女少”（即在婚姻市场， 女性稀缺程度高于男性）， 独子家庭的储蓄水平高于其他类型家庭储蓄水平即本文所指的竞争性储蓄。
而与此同时独女家庭的储蓄并没有减少（竞争性储蓄扩散效应会导致房产价格上升）。
另外， 面临竞争性的婚姻市场， 积累财富并不是提高男性结婚可能性的唯一方法， 独子家庭的父母还会通过加大儿子的教育投资， 督促他们更努力的工作等。
最后， 本文的基本结论不仅可用于中国， 纵观亚洲其他国家如南韩、 新加坡、 印度都面临着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 因而这些国家的储蓄率也比较高。
参考文献
[1]Balanchard ，Olivier ，Francesco Giavazzi. China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Mystery of Missing Wom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Male ― Based Sex Ratios[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5.
[2]Chamon.
Marcos， and Eswar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08.
[3]GU， BaoChang. Krishna Roy.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areas in East Asia：
What We Know[J] .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1995， 10（3）：
1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