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智库建设【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中国智库建设
“在政府决策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 凡是重大决策， 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民间防务智库的出现， 将承担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 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近日预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将掀起新一轮智库建设的高潮。
2013 年初， 美国宾州大学发布的调查报告说， 全球智库共计 6603 家，美国凭借 1823 家的数量位居榜首， 中国则以 481 家智库紧随其后。
智库的缺失
“中国设计了很多的战略， 结果都是不可行的， 实际上就是没有战略。基本上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外交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 缺乏战略，基本上是按照常识和本能在反应。”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防务和外交智库在决策咨询中的缺位， 近几年凸显， 不管是“走一步看一步” 的临机策略， 还是外界误读中国“战略威胁’’， 大都引起了种种妖魔化的描述。
中国智库的一些缺陷， 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
日渐崛起的大国， 突然发现自己被一些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另类”。
在此背景下， 北京奥运会之后， 国家“软实力” 建设、“大外宣” 项目 应运而生。“软实力” 补课风潮之后， 问题依然没有得以解决。
“这与防务和外交智库的缺失不无关系。
按照西方政府的决策习惯，
凡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 通常都有一套与之配合的战略和策略。”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分析说。
美国《全球安全》 杂志 2012 年秋天披露说， 仅美国关注中国军事的智库就有 1000 余家， 它们对中国军事的关注之仔细，甚至不会放过一部电视剧。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智库， 在一份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课题研究过程中，《DA 师》 《突出重围》《亮剑》 等军事题材作品被一遍又一遍地观看。
智库的模式
智库， 需要独立的人格。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朱超平称， “不属于任何党派使它（智库）
保持了公正性， 捐款人不会左右智库研究的结果， 为它奠定了 独立的基础， 这样才会有影响力”。
“美国智库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他们独立于政府、 政党派别。
美国智库强调透明公开他们的工作、 项目的各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 麦根说， 美国的智库可以自由地挑选课题， 而不为政府所管制。
当前， 中国的多数智库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政府机构， 甚至还有较为明确的行政编制。
正是这种权力图谱， 使得这些智库出现两种行为偏好：在研究方向的选取上， 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上级的喜好和意图。
研究内容上，并不是在决策之前的有效建议， 而是在决策后进行解读和注释。
官方智库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正在打破。
近年来， 民间智库蓬勃发展，它们通常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 也有不少分布在高校。
“我对建设高校智库还是挺有信心的， 从普通决策咨询到顶层设计，
有专门资金扶助， 比如第一年就给了 高校几十万启动经费， 发展前景越来越看好。”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说， 仅广州的高校， 就有三家智库——中山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 大洋洲研究中心， 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加拿大研究中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各类智库应与之相契合。” 金灿荣教授认为， 国内智库应被纳入决策轨道， 进而解决智库之间的重复工作与无序竞争。
智库的尴尬
“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
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 加上财力不足， 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说， 三十多年来， 一些国内智库一度出现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局面。
据调查， 一家中国半官方研究机构的经费来源中， 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 2%， 委托课题费用占 27%， 而来自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 63%。
不少中国智库接受了 来自国外的捐助。
其中， 美国能源基金会 2010年度工作报告书透露， 受捐助者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科院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
“我们当然坚决不会做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但也确实使我们的行动受到了 限制。” 北京一名不愿具名的半官方智库负责人坦言， 该机构近六成的经费来自日本的捐助， 每年研究人员赴日考察近 200 人次， 从机票等交通费用到餐饮住宿， 一概由对方支付。
当前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风起云
涌， 正是智库显山露水的时候， 这家以研究日本问题为目标的智库却告诫研究人员：
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一在资金捐助和国家利益面前， 他们选择了沉默。
智库的发展
“中国外交开局场面很大， 时间站在中国这边， 稳扎稳打特别重要。”金灿荣教授认为， 中国国防和外交的进步， 离不开与智库的良性互动。
这几年， “利益共同体”“软实力”“国家利益” 等西方学术名词陆续被纳入决策层文件， 智库被认为功不可没。
“对于国家利益的概念， 党的十二大写入了报告。
十二大以前不提国家利益这个词， 这的确有点模仿西方国家， 将国家利益分类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 金灿荣教授说， 国际利益的层次分析法被中国智库引进之后， 在学界和舆论界传播， 最终进入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体系。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早已流传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法。
引入西方理论的同时， 中国智库也在不断反思。“慎谈‘核心利益’，这有利于保护中国外交的灵活性。” 作为来自军方一家顶尖智库的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 2010 年曾撰文， 呼吁涉外部门和新闻媒体要谨慎使用“核心利益”。
日本《读卖新闻》 2013 年 4 月 28 日就发表社论， 指责攻击中国拓宽“核心利益” 范围。
此后， 国家“核心利益” 见诸媒体和外交辞令的频率明显减少。
相较于以退休外交官员为主力的智库，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认为， 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方向是高校、 新闻媒体或二者的结合，
“毕竟是智力密集的地方， 又有直接的舆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