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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小说的平民心态 摘要：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小说最为成熟和辉煌的时期。通俗白话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的孕育、传播、发展和繁盛无不显示出与传统文学样式截然不同的风貌。以往的文学样式大多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所掌控，是仕宦文学、贵族文学。而明清时期的通俗白话小说则从形式到内容都走的是一条平民化的道路。本文首先对明清小说进行了概述，着重论述了平民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无论是从题材、人物、风格、语言，还是从作者的审美情趣、自我意识上看，通俗小说都体现出平民化的心态。知识阶层尤其是中小文人早已融入市民阶层之中。他们从切身体验出发，热情关注并积极参与世俗社会的各种物质活动，修正贵农贱商的传统观念。在创作上，他们以平民的心态将故事娓娓道来，确立了世俗的审美情趣。小说中对人欲的张扬、物欲的渴求，对封建理学的有力背叛，对金钱、爱情、性爱的强烈追求，对新道德、新伦理的自觉信奉与践履，都表现了自我价值的觉醒。
关键词：明清小说；平民心态；市民阶层；自我价值
一、明清小说的概论 （一）小说的渊源和发展
小说在中国古已有之，追其渊源最早可上溯到先秦的神话、传说与寓言。“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1 说它是不同于讲宇宙、人生、社会等大道理的琐屑之言。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狂夫之议也。” 2 由此可见，小说这一形式是士大夫和正人君子不为的，受到轻视甚至鄙视。究其原因，在于它的来源以及传播方式在文人眼里都是非正统的，并且其形式与内容也更为靠近民间生活，即是说其作者和读者都是百姓。这一时期的小说已经基本散佚了，但这种看法长久以来根深蒂固，成为正统士大夫对小说的观念。直到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市民阶层壮大了以后，才有人站出来为小说争取合法地位。
1
庄子，《庄子集释》第 4 册，中华书局 1978 P925 2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 1962, P1745
作为小说源泉的神话、传说、寓言，以至六朝的“志人”、“志怪”，大多记载的是奇闻轶事、神鬼之说，即使是描写自己身边的社会生活，也以奇闻怪事为题材，注重其娱乐性、游戏性，并且都很简短。而小说的正式诞生是在唐代。当时以长安为代表的许多城市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了城市的主人一一市民。为了顺应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需要，孕育已久的小说，也就以市民文学的姿态诞生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3 唐代士大夫开始有意以文言文创作传奇，他们走出士大夫狭小的圈子，把眼光投向地位低下却生机勃勃的市民阶层，同情他们的遭遇，反映他们的愿望，歌颂他们的优秀品质和斗争精神。即便是这样，在表达方式上，士大夫们仍旧采用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语言—文言文。到了宋代，市民阶层逐渐发展，完全属于市民阶层的“说话”业十分发达，有文化的书会人才与“说话”艺人合作，作为市民阶层的一员，共同创作了白话文的话本。话本，是“说话”艺人据以说“话”，或根据“说话”艺人说的“话”，记下来的底本。话本的“小说”部分，演进为拟话本。到了元末明初，又演进为章回小说并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主流。
如果说以往的文学样式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书斋中的自遣玩物和主观表情达意的工具，那么通俗白话小说开始时则主要是一种商业性文艺。此时的小说，已由说话之附庸开始向独立的文人案头之作发展。由于许多富有才华文人的参与，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问世，标志着中国通俗白话体长篇小说已走完了自己发展的初级阶段，向着反映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迈进。二者的巨大成功，激励着文人学者，运用小说这一形式，去描写庞大的社会现实、表现更加深刻的主题、塑造更加完美动人的形象。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首先是《西游记》的广泛流传。这部作品开了长篇章回体神魔小说之先河。稍后的《金瓶梅》则是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杰作，脱出了以往长篇小说专事描摹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妖魔等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的案臼。其后出现了“三言”、“二拍”、《型世言》、《清平山堂话本》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小说样式更趋多样，历史小说、世情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钾邪小说、侠义小说纷纷登台，蔚为大观。清代康乾之际，则涌现出了大量鸿篇巨作。《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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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鲁迅全集》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P70
（二）明清小说的特质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小说最为成熟和辉煌的时期。通俗白话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的孕育、传播、发展和繁盛无不显示出与传统文学样式截然不同的风貌。中国文学在小说出现之前，可以说大多是“精英文学”、仕宦文学、贵族文学，大部分的文学活动都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骚客所掌控。不得不承认的是，士大夫们所吟咏的风花雪月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有很大距离的。即便是如杜甫、白居易这些关心大众疾苦的诗人，他们写出的那些忧心忡忡的诗句，也仍旧是一种由上而下的体味与关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概莫如此。而明清时期的通俗白话小说则冲破了这一樊篱，从形式到内容都走的是一条平民化的道路，显示出勃勃生机，并充满了大众生活的气息。
明清时期，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业经济繁荣，城市兴盛，催生出了崭新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比较抽象的诗词、歌赋已满足不了他们，他们要求有具体形象的小说、戏剧，因此由话本孕育出的通俗白话小说相应繁荣发展。此时，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活动，也不只是少数文人的个人行为了，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商业社会的特征，成为谋生与牟利的手段。因此，小说便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从这一点出发，无论是文人的创作还是书商的经营，都加入了市场需求与销路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投大众之所好，迎合大众的口味。即以通俗的形式、白话的语言，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讲述帝王英雄的事迹、神魔鬼怪的故事、才子佳人的姻缘或平常的生活。因此，明清时期的通俗白话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学、平民文学，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自觉的小说意识得以确立，小说真正成为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并且，作家也自觉地运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对人和人的生活的感受、认识和发现。
二、平民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小说意识的革新 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各阶层及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息息相关。这一时期，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受到了社会审美心理的影响，即读者对作品的期待、评价的影响。文人们表现出了对通俗文学的高度重视，确立了“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以俗为美”的审美观念的确立又为通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保证。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样式逐渐成为文学殿堂的主人，正统的诗文却相对显得黯然失色。文人
对小说不再像以前的文人那样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是在喜悦的同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创作、整理、传播等活动中。一方面，他们将通俗小说作为参与现实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编写小说故事来满足世俗社会的娱乐要求。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小说是人类经验最充分和最真实的记录，它应该用生动的人物创造和故事情节的特殊性来使读者得到满足。
《三国演义》、《水浒传》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写成，但此后一直湮没无闻，直到嘉靖、万历年间才得以广泛刊刻和流行，晚明文人对这两部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贽认为《水浒传》与《史记》一样为天下之“至文’，，公安三袁对《水浒传》推崇备至。袁中郎有诗：“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祖练。一语快西风，听君酣舌战。”他置《水浒传》于《六经》、《史记》之上，这种认识与前代文人的文学观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李贽、杨定见、袁无涯、叶昼、汪道昆等人都评点过《水浒传》，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反映了时代对于审美情趣的需求，它们在充分吸取说话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崭新的形式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体裁上看，虽然它们是新的文体，后来被称作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但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基础形式是说话的形式—讲史和小说，是在讲史和小说的基本形式上加以改造创新的，语言文字是通俗的、浅显的、形象化的，符合大众的口味。因此我们可以说，作家心目中的读者既不是皇家贵族，也不是文人骚客，而是最广大的民众。
宋元时期，市井文化的发达使讲史成为民间说话的一个主要门类。这些讲史艺人的文化水平本不高，而听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绝大多数是平民大众。因此，一些讲史话本比较粗俗，与史实相距甚远。但是这些说话，通过民间艺人的手与口，代代相传，己经形成了大体稳定的内容和形式，并深入民心。罗贯中利用这样一种《三国志平话》进行加工创作，首先就是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的;而正史向来是文人和上流社会人士阅读的专利品，他们对民间说话不屑一顾，认为其不合正史。罗贯中的创新在于将这两种形式进行了揉合和改造，既保持了《三国志平话》中民众的思想倾向、情感，又尽可能地广泛采用史书上的材料，通过通俗的说话方式，将它们完整地表述出来。既避免了史书的文字简约、古奥难懂的情况，又克服了民间说话中语言过于粗俗，修辞没有分寸感的弊端，不仅扩大了读者眼界，同时也赢得了比史书的读者和说话的听众还要多的受众，因此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
《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创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新时代，它的刊印，拉开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大幕。《三国志通俗演义》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场面宏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但为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楷模，而且为中国长篇小说开创了道路。在此之后，历史演义小说不断发展，到嘉靖年间，更是蔚为大观。这些历史演义小说不但把中国的历史通俗
化，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演变过程，而且塑造了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形象，使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贡献的圣君、贤相、良将、高士家喻户晓。历史演义小说又在中国历史的普及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上起了重要作用，为长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既以一定的史料为依据，又远远超越了史著的局限。作者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以惊人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来构思。它重在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类小说在描写英雄人物金戈铁马的同时，也接触到儿女私情;在铺陈惊天动地场面的同时，也写入了世俗生活，诸如通奸、嫖娼，赏月、降香之类。它与历史演义小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以虚构、想象为主，不受史著的束缚。作者按照自己的理想自由驰骋在创造的天地里。这就使中国的长篇小说离史著越来越远，开始走上真正和历史分家的道路，为中国长篇小说开创了无比广阔的领域。
“性格塑造和背景展示这两个问题在小说中显得特别重要。凭着对人物个性化和环境详细展示的习惯性关注，小说肯定可与其它文学样式和虚构故事的先前形式区别开来。” 4 从人物塑造上来看，《三国演义》中的明君、贤相、良臣、勇将早以深得民心。而《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则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既有农民、渔夫、猎户、硝公、车夫、屠夫这样的劳动者；又有铁匠、银匠、造船匠、雕刻匠、裁缝等手工业者;既有酒家、生药贩、盐贩、羊马贩、水银贩等商贩；又有教员、秀才、落第举子、医生、兽医等知识分子;既有提辖、 都头、牌军、教头、统制、都监、知寨、团练等一般武官；又有和尚、道士、闲汉、小偷、流浪汉等各种无业游民;既有押司、管营、押牢节级、刽子手等各种吏役;又有农村富户、城市大户、庄园主等剥削阶级的人物。他们联合起来，共聚梁山水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他们劫富济贫、抗击官府、替天行道，充满了豪侠之气。作为广大下层民众的代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民众的理想和愿望，也是大众尚侠心理的一种体现。张飞和李速分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得大众的喜爱。作者在塑造这两个形象的时候，丝毫不掩饰他们身上的缺陷，但是从这二人身上透露出的性格和精神，却是普通民众的时代风貌。二人均是豪爽率真之人，直来直去，有话便说。张飞第一次见刘备时，当时刘备在看榜文叹气，他在背后厉声问道：“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何故长叹？” 5 刘备问其姓名时，他便一古脑儿道出：“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琢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李逵第一次见宋江时，更富于戏剧性。戴宗对他说眼前之人便是他常要投奔的义士哥哥，李逵却道：“若真是个宋公明，我便拜下。若是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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