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稳定和改善预期是宏观经济治理关键（2022年）,供大家参考。
稳定和改善预期是宏观经济治理关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需保持持续稳定，货币政策常态化须协调推进。同时，要短期政策和长期改革并举，提振消费，稳定工业生产，精准施策解决就业结构性问题。其中，稳定和改善预期是政策出台和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伴随国内疫情趋于好转与经济的稳步复苏，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首先，减税降费逐步转向完善税费制度改革，挖掘更多减税和财政发展空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旨在兼顾考虑财政可持续的同时，继续缓解企业负担和增强内循环发展动力。可适时适度减并增值税税率档次；
降低间接税比重，优化税收结构；
深化个税制度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发挥个税对人才引导和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今年的预算报告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相较于国债，各地地方债发行期限和利率基本呈现趋同，反映出地方政府债券存在一定程度市场定价机制失灵。据测算，国债交易活跃程度约为地方债的x倍左右，地方债的流动性弱于国债。为继续发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地方发展、缓解疫情冲击的作用，建议加快地方政府债务和债券项目全面纳入预算管理步伐，坚持地方债券发行的市场化原则，合理安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促进债券发行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匹配。
最后，要统筹财政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地方预算绩效管理，实现进一步的“提质增效”。2021年财政收支运行预计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理念，压缩无用、无效支出。同时，向内挖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项目支出的预算绩效管理，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统筹投入到“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项目，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盘活存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
货币政策常态化须协调推进
20xx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额（增量的）平均增速为xx%。其中，纳入社会融资总额统计的直接融资增速为xx%，超过平均增速。我国金融市场和融资活动的各项指标正在有序改善中。异常增长的货币乘数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市场。从货币市场来看，我国央行在货币供应上的安排是，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总量，通过加大货币乘数的方式，增加市场流动性的供给。从我国货币供给方式的特点看，货币乘数的提高主要是依托房地产市场，形成快速的信贷和存款的转换。这样，不管信贷投放结构如何，实际上还是有更多的信贷资金通过其他间接渠道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去年第四季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向常态化回归，保持扩张性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经济增长的基础“更加牢固”；
而美国的政策扩张仍是对冲性的、反危机性的，并支撑资本市场的表面繁荣。中美货币政策方向殊异，抑制泡沫成为未来重点。需重视中美间的差异，不将共同表现出的M1（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简单对待。
看待这一问题要立足于以下三点：一是坚决抑制资金配置结构由实体经济向房地产市场转化，推进杠杆结构的优化调整；
二是推进再贷款制度的改革，将抵押资产由单纯的安全性资产，拓展到更加直接的生产性资产；
三是需着力稳定生产性资产的经营收益率，避免资金继续流入以加杠杆为基础的资产溢价型投资领域。
提振消费需求稳定工业生产向好趋势
一是加快构建疫情防控政策的确定性。一定程度上，短期居民消费行为和经济表现取决于对疫情的政策反应而非疫情本身。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各级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应构建一定的确定性，稳定消费预期，促进消费恢复。
二是加快推进需求侧改革的制度性政策。应通过制度建设，稳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让居民有能力消费；
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包括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不使收入增量过多地被资本获取，在再分配领域进行收入调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三是加快促进制造业投资，增强制造业对投资的吸引力。应注意投资拉动在保持强度时的结构性需要，增强制造业对投资的吸引力，使得吸纳较多劳动人口的行业能够普遍地出现复苏，保障就业和居民收入，为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奠定基础。
精准施策解决就业结构性问题
首先，应进一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在保障和引导农业转移劳动力就近就业的同时，加强人口流入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平衡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在沿海地区就业的比例，避免出现阶段性的“用工荒”。
其次，针对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应在扩大招聘规模、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解决好供需错配问题。
再次，应将疫情防控机制推进到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水平，使特定消费场所可以让个体户等小规模经营者获得正常运转的机会，保障其经营并促进就业。
最后，应以提振消费为基础扩大企业营收，以结构性财政政策降成本，助力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修复，在市场化机制下引导投资进入实体经济。
稳定和改善预期是政策出台和制度改革的关键
当前，经济内生动力仍显不足，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市场主体预期不稳，民营经济投资萎靡，用工需求增长难，就业改善效果不佳。居民预期不稳，低收入人群收入预期不乐观，消费乏力；
中高收入人群预防性动机强化，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快速变化，东中西之间、南北方之间区域分化明显，身处其中的经济主体预期难稳。金融市场、要素市场不完善，传导机制不够畅通也会影响市场主体对风险的有效识别和市场预期的充分评估。特殊时期，各项政策措施出台多，频度密，宏观调控政策多项目标之间的冲突或不一致，也会引发预期不稳。疫情冲击与体制层面、政策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变化相叠加，公共风险水平明显上升，稳定预期、改善预期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
首先，稳定和改善不同层次市场经济主体预期。在防控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需加快改革与政策引导，改善不同层次市场经济主体的预期。一是改革科研投入和管理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和活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提速，加快混改，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三是完善产权等法律制度，保护民营企业家利益，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四是通过产业政策、工业地图提供产业发展分类指导，促进大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产业分工协调。
其次，稳定和改善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预期。一是加快推动户籍、社保制度改革。推动户籍制度变革，将社会保障体系与常住地挂钩，提升养老保障的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从制度层面改善居民收入预期。二是通过增加公共消费缩小消费差距。结合人口流动趋势优化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随人走、可携带的机制，增加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公共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平等积累，提升创业就业的质量，改善居民收入预期。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和医疗支出，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预期，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能力。促进新市民群体融入城市，实现在城市生产、生活和消费，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四是通过落实保就业，促进稳就业，促进居民收入预期的稳定。五是合理有序地增加住宅建设用地有效供给，扩大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抑制房价的不理性上涨，削弱购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最后，稳定各级地方政府预期。政府间财政关系处在改革进程中，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调整频繁，不利于地方政府形成稳定预期。随着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需求越来越突出，地方政府事权与其治理能力不相匹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更为凸显。这些都不利于地方政府的预期稳定。稳定各级地方政府预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至关重要。鉴于此，有必要综合考虑经济稳定、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等因素，进一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加快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占整个支出的比重，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事权与其治理能力的匹配度。健全地方税体系，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保障地方政府基本的财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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