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历史经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历史经验。,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5篇

第一篇: 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100年前，是中国的辛亥年。那年中秋节过后不久，旧历八月十八，一个脾气可能有点暴躁的士兵在武昌扣动了扳机。这声枪响引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灰飞烟灭。这是历史性巨变。

100年后，当年宫鸦的后代黢黑如旧，时而飞起在故宫博物院上方的天空。“萧瑟秋风今又是”，不同的是，早“换了人间”。

(1)大门：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辛亥革命打开的大门，让中华文明汇入世界潮流，让“振兴中华”踏上征程。

100年前，如果你是清朝的一介草民，有幸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无论如何，你都不会产生去做“故宫颐和园长城一日游”的念头。

那时，故宫还叫紫禁城，草民只有站在墙外望一眼的份。“天地君亲师”、“国不可一日无君”中的“君”——皇帝住在那里。而今，每日清晨，神武门洞开，游人鱼贯而入。这座高墙城堡，早如这国家一样，不再归属一个皇帝一个家族，而是全中国人民。

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孙中山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将政府官员称为“人民之公仆”。

自从盘古开天地，这是中国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如果说，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在器物层面学习列强；
戊戌变法，“预备立宪”，是在制度层面效法西方；
那么，“主权在民”则是中国与世界首次在最高价值层面上实现人类崇高精神的大接轨，中华文明自此新潮迭起，涌入崭新的世界文明共同进程的滚滚洪流之中。

渴望新文明，才会发现新文明出现的曙光。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观念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启了途径，敞开了天地。辛亥革命7年7个月后，五四运动激情冲荡，科学、民主两支新潮流汇入中华血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光辉射入东方文明。又过两年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组织中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曾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认为，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说，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

思想解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没再关上，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文明的前进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

解放思想，至今还是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沉雄而豪迈。

(2)跨越：中共在继承中创新

没有皇帝的故宫，宫墙上一样会长草。中国太大了，她的文明崛起，绝对是世界级的难题……

辛亥革命把皇帝请出紫禁城，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建立起共和政体。然而，伟大的开创，也有巨大的缺陷。

有人认为它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固然有失偏颇。但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变，大众照旧生活在悲惨境地——这绝对不该是辛亥革命的归宿。临终前，孙中山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有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金冲及研究发现，当时的革命党人存在严重的弱点。他们不善于发动群众，其组织成员松散而复杂，有些人逐步丧失革命意志。

反反复复，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所揭示的中华文明进步的伟大使命，所创造的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契机，只能交托给最能唤起农工、最具文明先进性、最能为民族大众解放吃苦耐劳、冲锋陷阵的优秀力量，而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项。

历史没有选错为它开辟前进道路的这支优秀力量。中共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开创的事业，其后多年，这个最终赢得民心执政新中国的政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三大历史跨越——

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将新民主主义胜利引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轨道；

改革开放，成功探索出一条将中华民族领上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间，历经坎坷，多有牺牲，但中国共产党人意志弥坚，始终在振兴中华、走向文明复兴的最前沿！

百年来，在与浩浩荡荡“世界潮流”同行的中国道路上，中国人民经历巨变，在重塑中华文明辉煌的韧性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镌刻在自己永恒的心灵中。

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三大巨变，一脉相承。中国和中国人展现出追求文明进步的巨大活力。

回头看这百年，有一条历史走向异常清晰，这就是：百年前那个羸弱不支、沉疴难愈的庞大国家，站起来、富起来、靓起来，向世界展示着一个精伦无比的文明进步故事，向人类共同的文明进程贡献上她独特的发展智慧……

(3)道路：在永恒创造中拓展

别人的脚走出的路，不会送我们到达目的地。自辛亥革命起，中华民族就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追赶世界潮流。“中国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还依然是我们壮怀激烈的文明情怀吗？

民国初建，孙中山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的美好主张。在《建国方略》中，他更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勾画了前所未有的蓝图。

美好理想和正确道路有时无法兼得，从前者到后者，谁也替代不了中国人跳跃那条“卡夫丁峡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找到了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自己的道路。中国人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最具真理性的不仅在于她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揭示，还在于她让中国人学会“自己找路，走自己的路”。自从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的创造性勃发，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农村包围城市”、“论十大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整个世界的文明形态也为之一变而精彩纷呈、别开生面。

学者张维为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千万人口量级国家、上亿人口量级国家崛起的经验，没有任何为十多亿人口量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的先导经验。而惟其如此，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就更有文明进步的大价值，对人类文明创造的共同进程就更有大贡献。

中华民族不缺少历史意识和世界眼光，这是辛亥革命对中国人的巨大赐予。放眼世界，目光四射，去发现和汲取人类先进文明的成果，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去寻找和开拓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文明进步道路，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行为的两大特征。在这当中，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正是中国人自觉的创造、创新意识。

三年前，北京奥运会上的那个“和”字，已将中国发展道路的“和谐”理念传之四海。今天，只要既顺应世界大势，勇于融合、借鉴，又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类的文明进步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在人类文明的最高精神价值层面，中华民族不会缺少一个理应占有的位置。

辛亥百年后的今日，“中国道路”赢得世界关注和尊重，中国人更加树立了坚持“中国道路”的信心。

百年沧桑，中国逐步实现着孙中山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的美丽构想；
以辛亥百年为契机，善于总结和反思的理性中国人，必将从辛亥百年的丰富文明积淀中汲取更大的力量，为走上文明进步的更高境界做好冲刺、跨越的准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永恒警世钟！

第二篇: 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满分作文：最为重要的

以下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满分作文：最为重要的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人生有着太多太多应该值得珍惜的东西，但是最应该珍惜的也唯只有努力二字。
记得三年前妈妈曾经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宝贝，你觉得在你的人生中什么东西最重要/”面对妈妈那样深奥的问题，我犹豫不决，然后充满自信的回答：“时间，因为我们课本上有篇课文叫《和时间赛跑》，它说明了时间的重要性与宝贵性。”‘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是小小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时光如流水般的过，即使用金钱也买不回宝贵的时间，这大概就是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吧。
我认为妈妈对我的这个答案会感到高兴，然而她却只是微微一笑，轻轻的摇了摇头。见此情形的我感到很困惑、不明究里。
几年后，妈妈又问了我同样一个问题。我给妈妈的却是另一个答案。：“妈妈，我认为感情最重要，因为情不像时间一样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不管是谁都要这样过，我想只要不随随便便浪费光阴，时间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珍惜与利用。然而感情却近乎微妙，它是发自内心的心与心的互动，是每个人所必备的精神支柱，所以它很重要。听到此种答案的妈妈并没有喜上眉梢，又只是摇了摇头，轻轻地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人在独自思索。
可就在此时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令妈妈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努力最重要。
人的一生总要经历许多的磨难与挫折，但是我想只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就可以成功的解决一切困难，取得胜利。因为只要有过努力的过程，就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真实的结果。就像开花结果一样，努力就是美丽的花朵，成就如同果实，每个人不通过努力又怎能有所相应的成就呢/大概任何事情在它的面前都会变得一文不值了。因而我坚信什么事情都不会比自我努力过还要重要。
那么面对未知的将来，就让我们用内心最坚定的信念去支撑吧。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世界中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去出色的完成自我的伟大理想。

第三篇: 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美国民谣的百年历程

[编者按：本文摘自《民谣流域》（李皖 著），题目为编者另加，特此。]

我们再也无法考证那些原始布鲁斯或民歌创造者的生平甚至名字了。我们能做的，不过是通过一个世纪来听后继者们录制的唱片：来唤回过去，冲刷我们还不至于太过退化的情感。这些唱片极大地拓宽了过往岁月里仅利用口耳相传传播音乐的渠道，更大的意意在于：它们在世界的传播，启发了整个人类的创造力与理解力，记录历史并延长我们的记忆。建立这一唱片库——美国国会图书馆录音资料库的行动，来自民谣学者约翰·卢马克巴与艾伦·卢马克思父子他们从30年代开始，陆续在美国各州乡村、田野、街道甚至监狱里，为民间歇手留下录音，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完成了一项搜集整理美利坚各类民间音乐的浩大工程；
无论黑人或白人，这些参与录音的歌手通被称为“游吟诗人”(Chauffeur)，在大众的词汇库里，Chauffeur这个词通常被人们意为“雇佣司机”。他们都有着流浪的生活背景，流浪一方面提供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在无意状态下，实现了不同艺人之间音乐的碰撞、融合。等历史走完这一段，我们发现这后一方面是尤其重要的。而绰号“铅肚”的胡迪·莱德贝特，无疑是流浪艺人中最突出的典型。

　　“铅肚”早年在西路易斯安那和东得克萨斯谋生，从白人矿工那里学习一些牛仔歌曲、苏格兰民歌及钢琴弹奏曲。1912年，在盲人莱蒙·杰佛逊的指导下，“铅肚”学弹了十二弦吉他并建立起他自己独立的个人布鲁斯风格。“铅肚”后来因杀人罪服刑，当其身陷团圆之际，又意外地得到那些源于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众多黑人囚歌。由“铅肚”首录的欧洲民谣〈〈加利斯·波尔》，法式舞曲《水壶沸腾》，牛仔情歌《爸爸，我来了入劳动号子《带上锤子〉〉，南方废奴民歌《约翰·哈迪》，福音歌曲《玛丽，别哭》，囚歌《肖提·乔治》和《谁是回来的鹿》，以及12张专辑唱片，成为国会图书馆最有价值的有声资料。通过一系列录音、电台广播和学院巡演，“铅肚”成为第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黑人民歌手。继“铅肚”莱德贝特之后，又有布朗尼·麦基、索尼·特里桑·豪斯、索尼·鲍伊·威廉姆森和“混水”等，他们陆续参与了国会图书馆的录音。

杰西·福勒是一位善于学习别人曲调，然后配以自传式唱词的游吟歌手。福勒从幼年就开始用自制的五弦琴进行弹唱，其游吟生涯从亚特兰大辗转芝加哥再转往加利福尼亚；
沿途，福勒除了作街头表演，也靠制作手工艺品来维持生计。福勒从教堂里学会了诸如《恩情浩荡》、《不久以后》这些福音歌曲，流浪生活的丰富经历和见闻，最后化成福勒滔滔不绝的歌曲资源。杰西·福勒用与众不同的独门乐器脚踏击弦贝司，配上吉他、口琴组成—人乐团，录制过一大批原始格调的民谣作品，其中以《化作爱之咖啡屋》与《引日金山低吟布鲁斯》最为著名，前者也是鲍勃·迪伦的启蒙之作。说起来，艾伦·卢马克思自己也算一位不错的民歌手，除了帮助别人录音，卢马克思也录制了《得州民歌》和《我唱美国民谣》这两张自己的作品。随着工作进展，通过参与艾文·麦考尔的广播节目《民谣与布鲁斯》的演出，卢马克思比较了英美两地传统音乐的源流与演变，然后推出里奇一家的录音，此时，里奇一家刚刚从苏格兰来到得克萨斯，使一组《南方世俗民歌集》得以流传。随后又有盲人吉他手唐·沃森与克拉伦斯·阿什利、查理·麦考伊等相继被卢马克思发现并留下了珍贵的声音史料。

　　发现伍迪·加思里可说是艾伦·卢马克思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加思里是一位街头艺人，一生谱写和改编了一千多首歌曲。加思里从得州流落到加州，在与歌手西斯科·休斯顿和演员威尔·吉尔的交往中，深深受到他们左翼政治思想的感染。此间，加思里逐渐建立他个人的音乐风格，同时也建立起异乎寻常的强烈道义感。加思里的创作以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苦难为素材，具有浓厚的民间抗议情绪，《富饶的牧场》、《旱区难民》、《这土地是你的土地》等歌，最后都成了强有力的民权斗争的武器。伍迪·加思里40年代在加州与皮特·西格、李·海斯、米拉德·兰姆派尔组成“年鉴歌手”，成为格林威治这个日后的东海岸民谣运动中心中的先导乐队。加思里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性的《边界和光荣》，这张唱片记录了他大半生的创作与革命生涯；
而12张国会图书馆录音，及唱片公司“民谣之路”(Folkway)出版的大量专辑，除了给人音乐的享受，还启发人们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用音乐去表达生命。加思里的吉他上刻写着——句格言：“这乐器扫除法西斯”，他始终不忘鼓舞人们，用手上的一切去反抗不平。和加思里并肩站在一起的皮特·西格与织工乐队，在音乐上和政治上保持着与加思里大体相同的态度，他们的作品，都基于传统民间音乐(包括民谣和布鲁斯)，配上有关政治题材的歌词，旨在唤起民众的情感与觉悟。为了弄清这一股民谣潮流的音乐渊源，我们还有必要回到更早一点的20年代，来了解在音乐风格上进行革新的先辈，正是这些先辈，最先从正统渠道路进了民间音乐领域，从而引起了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如比尔·约翰逊、山姆·摩根、保罗·怀特曼，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开风气之先，演奏较纯正的新奥尔良爵士乐或拉格泰姆；
作曲家格什温及白人小号手比克斯·白德贝克，一个创作黑人风格的音乐，一个演奏地道的黑人爵士乐曲，通过他们这样的白人吉乐家，黑人音乐开始在白人青年中传播；
当然还不能忽略了欧文·柏林的歌曲，经由平·克劳斯贝以及好莱坞明星艾迪·坎特的演唱，百老汇歌舞剧空前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黑人音乐元素在美国大众娱乐业中的地位。乡村传统的苏格兰民歌等欧陆民谣，也在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而变化着，它们大多数融合了黑人布鲁斯元素，当然也有顽固保持欧洲特性的一面。这后一种形态，最终发展成了乡村音乐，像比尔·蒙罗、蓝天男孩、莉莉兄弟、厄内·福德、弗洛伊德·梯尔曼，都在30一40年代极力起着纯化和固定白人根源的作用。而以汉克·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另一群艺人，则尝试运用更多的音乐元素，既保持欧式民谣配器手法，又增加布鲁斯音阶，同时动用复调和声等方式进行改良试验，逐渐形成新的类别——乡村山地民歌。汉克·威廉姆斯早年在黑人乐团“梯托特”中呆过，学会了拉格泰姆；
后来自组“漂泊牛仔”，专辑《阿卡夫一罗斯》中有一曲《移动它》，可以感受其中改良传统乐器提琴在其中的作用；
而作品《很容易看见》直接影响了埃弗利兄弟的风格，他们视威廉姆斯为最早一位摇与滚(Rock & Roll)歌手，这首歌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当然，汉克还影响了身边的乐手如坎南保·尼科尔斯、罗伊·阿卡夫，影响了后来的通常被视为乡村音乐之父的吉米·罗杰斯、莫尔·哈加得，影响了鲍勃·迪伦的民谣革新，影响了更后的80—90年代的乐队“这这”、“黑乌鸦”。正因为汉克·威廉姆斯以来的改良分化，才使50年代的民谣城市化成为可能，并使此后的民谣创作日趋精致和成熟。

　　60年代初，城市民谣在商业上取得了一时之盛，这主要仰仗了众多演唱组的涌现。这些组合带来了多种乐器的丰富配合，多层次和声的丰富变化；
加上伍迪·加思里、皮特·西格，以及《小拳击手》作者马尔文那·雷诺兹，在此之前已经作出了无比雄辩的示范——歌曲创作源于民歌高于民歌，创造源于传统又超乎传统，打开了声音题材和歌词题材的广阔包容性；
这些，使得金斯顿三重唱的专辑《至多入《我们来了入“石灰石”的同名专辑，“高地族人”用多种语言演唱的作品，四兄弟演唱组翻唱的皮特·西格的《花归何处》，迅速红遍全美，进而影响了全球音乐市场。甚至日后的鲍勃·迪伦，也是依靠这类民谣演唱组如“彼得、保罗和玛丽”的翻唱，才得以扬伟名于天下。总体来看，这是些取材于欧陆传统民谣但又辅之以黑人布鲁斯和拉格泰姆风格的作品，这一创作特色，构成了美国民谣的主体特征。

　　在60年代，音乐上的黑白界线，在绝大多数民谣歌手和词曲创造者心中已经消失。这些歌手大都会受“铅肚”、波尔·艾夫斯，然后是伍迪·加思里、金·里奇，再后是汉克·威廉姆斯作品《老奥普利》的启迪。女歌手卡洛林·赫斯特首张专辑邀请鲍勃·迪伦作伴奏乐手，并用绝非甜美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视为新时期的金·里奇。赫斯特广阔的歌曲来源也是一个成功的因素，布鲁斯、西班牙民谣，以及传统欧陆民谣，都在同一张专辑甚至同一首作品里出现了，这种多民族音乐的广泛融合，预示了此后民谣发展的重要方向。

　　鲍勃·迪伦成为引导新民谣发展的主导。他在大学时接触欧美杰出现代诗人的作品，逐步进入左翼的民谣演唱圈子。与他交往的有著名民歌手伍迪·加思里，也有杰出的嚎叫派诗人艾伦·金斯堡。迪伦的第一张专辑是一些12小节的标准布鲁斯，收录的尽是黑人们传统的老歌，据说这是一张连民间布鲁斯老艺人都肃然起敬的唱片。两首创作歌曲中，迪论写了一首《献给伍迪之歌》，一方面是向伍迪·加思里致敬，另一方面是向世人宣布：要成为新的民歌手、必须拥有像伍迪·加思里那样的人格精神。在随后的5年中，鲍勃·迪伦出版了一系列经典专辑，包括《放径自流的鲍勃·迪伦》、《时代在变》、《席卷而归》、《重返61号高速公路〉〉、《无数金发女郎》等，这些作品影响了几乎所有门类的艺术家，也奠定了迪伦在民谣复兴运动中旗手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强烈抨击时弊的民谣歌手菲尔·奥奇斯的作品《一切不过是命运》中感到鲍勃·迪伦与伍迪·加思里、鲍勃·吉布森、汤姆·帕克斯顿的影响，还可以从擅长演唱情歌的梯姆·哈丁以及梯姆·巴克利身上发现鲍勃·迪伦的作用。后来，迪伦放弃原声吉他民谣，转向电声摇滚，创立了民谣摇滚，而他早期优美而不失激烈的歌词和诗篇，此时却在大西洋两岸唤醒众多摇滚歌手，其中包括约翰·列农和米克·贾格尔。迪伦使他们从狭隘的情爱题材中醒来，视线转向更宽广的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如果没有这后来的变化，甲壳虫和滚石乐团将不会成就在摇滚史上的伟名。迪伦的歌词一直是象征性的，早期是枝叶纷披的隐喻和意象，后期是大量的《圣经·旧约》典故，这与传统民谣截然不同。迪伦将晦涩多义的现代诗与民间歌唱质朴的旋律结合在一起，使60年代的民谣成了知识分子的先锋艺术。他在歌词上的创作深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歌词中充满广阔的暗示和哲理性的意象。这时，民谣已不单是民间传统的代名词，也是时代的象征，和民间思想的代言。但迪伦始终并不把自己视为抗议歌手，而坚持歌曲只是他个人内心的独白。正是这可贵的真实性原则，接通了个人生命与时代命运的脉络。在迪伦辉煌的音乐生涯之前，也就是1962年的年底，他到英国去住过一段时间。英国的传统民谣叙事曲，是美国民谣的根，迪伦去那里正是为了体会传统民谣的深境，上一堂非正规的民谣音乐课。在那儿，迪伦结识了英国民谣歌手马丁·卡什。卡什教给迫伦许多有关传统英国民谣的知识。在卡什所推荐的歌曲中，有两首歌给迪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兰克林勋爵》和《斯卡布罗市场》。后来，迪伦改编了这两首曲于，前者成了著名的《鲍勃·迪伦之梦》，后者则成了旋律优美的两首情歌的素材——一首是《从北方来的女孩》一首是《西班牙皮靴》。在卡什与其他许多民谣乐手的影响下，迪伦创作了近10首英国传统民谣形式的歌曲，流传广远的曲目包括《战争头子》《上帝在谁那边》、《只是个流浪汉》、《再见》。

　　英国之行为迪伦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土壤。正如迪伦所说，民谣音乐带给人的亲切感是任何别的音乐形式所无法比拟的，这正是民谣真正的魅力所在。1963年初，迪伦回到纽约开始他行将震撼世界的歌曲创作。这创作一开始表现为对传统的全神贯注的吸收和改编，其后表现为对这些传统规则和限制的一一打破——这是最有力量的打破，比一切现代派的胡作非为都更为惊人，它是来自于传统内部的颠覆，并最终成为传统自身无比强大的发展和新生。迪伦是多变的，他以自己的激烈变动紧紧抓住了周遭世界的激烈变动。正像后来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变化剧烈的年代。而迪伦的每一次转向，都恰当地成为时代转向的标志。

　　不过值得提出和令我们警醒的是，恰恰是迪伦那些封闭的个人性作品，而不是更有名的、红色抗议的、力图捕捉时代脉搏的战歌，才更好地抓住了迪伦的敏感才情，纪录了他身处时代的痛苦和梦想。迪伦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60年代编年史的一部分。

迪伦一直在变。对这一点，有人赞赏，有人批评，有人婉惜。这时，反倒是他影响下的另一个歌手，完整地坚持了伍迪·加思里和迪伦早期的抗议立场，这个歌手就是菲尔·奥奇斯。

　　菲尔·奥奇斯1940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如果不做歌手，他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1960年，他从大学新闻专业退学，来到混杂着诗人、艺术家和左翼激进分子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受到左翼思想日益深厚的熏陶。在新闻界的短暂经历使他认识到：只要他从事着新闻界的事业，他便不可能坚持和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从此，菲尔·奥奇斯离开了一度试图干出名堂的新闻业，一心一意地扑在了音乐上。奥奇斯的音乐一直局限在传统民谣的领域，他的歌简单朴实，甚至缺乏变化和发展。通常独自一人抱把木吉他，一个人一边弹一边唱，一边用交谈和插话与听歌的人交流。有人称他的歌为时事歌曲，他习惯于以民歌的方式唱诵一些时事新闻，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叫——《每条新闻都适合歌唱》。奥奇斯认为，人们必须重视自己现实的处境，必须反映对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真实意见。这使他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越积越厚，最后多达410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是被作为一个与政府对着干的人，被当局监视着。奥奇斯的颠峰时期在1964—1966年，这也是美国民权运动员高涨的时期。他唱歌，还在杂志上写时事评论，这是两种方式的同一项事业，他喜欢这样与公众自由交谈。他的歌词就是他的写照，他的公共形象就是他的个人形象，他以个人立场正直地说出真话，抗议美国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一点上，菲尔·奥奇斯正像民歌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游吟歌手所为：叙事性、吟唱传统，用音乐传播消息、同时表达民间的意见。

　　但奥奇斯的经历是却悲剧性的。民权运动高涨时期，向时也是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最严酷的时期。奥奇斯曾在芝加哥的民主集会中被捕，曾被听证会传讯并没收了吉他。但最严酷的并不是现实的寒冷，而是奥奇斯自己内心的巨大矛盾：过于简单的理想主义，使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对自己的怀疑，陷入了对早期的简单化批判的怀疑。在留下了6张专辑、100多首歌后，随着年代结束，奥奇斯的激情神秘地消失了。70年代之后，奥奇斯已很少有新的创作。这个热情爽朗的人开始酗酒。直到1975年，他一直努力在反对的越战结束了，在中央花园庆祝集会上，奥奇斯容光焕发，满情欣喜，“他在微风中歌唱，带着一丝疲倦，似乎他．等待这一刻已等了太长时间。”但次年，他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理想失落了，复杂的、急剧的时事变化，使现实像开了一场玩笑。在落魄的那几年，菲尔·奥奇斯说出一句让所有的理想者都会揪心的话：“我担心有一天我会在舞台上笑出声来。”

1965年7月25日黄昏，万众喧腾的新港艺术节上，鲍勃·迪伦首次上演自己的电声作品，仅仅三首歌后即被鼎沸的倒彩声淹没——尽管伴奏乐手艾尔·库柏、迈克·布隆菲尔德为演出预排了好几个通宵，尽管人们接受了鲍勃·迪伦上场前的两支电声乐团“议院兄弟”与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返台加唱时，鲍勃·迪伦微笑着接过彼德·雅洛递过来的原声木吉他，以一曲《宝贝，一切结束》终结了整场演出。

　　飞乌的位置，实际上处于民谣摇滚的前沿地带。后来，这一位置在70年代被雄鹰乐队延续下来。雄鹰的乐器特色建立于斑鸠琴、木吉他、电吉他和夏威夷吉他上，有优美的和声和旧式的反叛。无论《亡命之徒》还是《加利福尼亚旅馆》，都是以梦幻和虚构的形式来概括现实，没有其他乐队那么多的矛盾冲突痛切，相反充满劝诫的意味，产生将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拉走的虚浮感。从音乐到精神，它们延续了鲍勃·迪伦《约翰·韦斯利·哈丁》的余绪，这一点正与飞鸟类似。自然，这是后话。

　　在1967年蒙持利尔流行艺术节后，克罗斯比离开了飞乌，与“野牛春田”乐团成员一起组成C．S．N及C．S．N．Y。野牛春田人员变动频频，前身是由史蒂芬·斯提尔斯、里奇·福莱以及后来组建“猫妈妈”乐队的拉里·帕克组成的阿哥哥歌手乐队；
后来这几个人称来我走时聚时散，在不同时期组成不同名目的乐队。虽然这些乐队部十分短命，仅有寥寥几张专辑面世，但队中成员，日后都成了左右民谣乐坛的重要人物。

　　新人飞鸟的乐手金·帕森斯，克拉伦斯·怀待，带来些更根源的乡村音乐，使飞乌随后出版的专辑——《声名狼藉的飞鸟兄弟》、《牧场竞技之甜蜜的心》，都倾向于乡村摇滚，这时队员干脆另组或加入诸如飞饼兄弟、纳什维尔之西之类的乡村团体。1969年专辑《轻松骑手之叙事曲》，成为总结飞鸟60年代成就的作品，专辑名称来自丹尼斯·胡坡执导的嬉皮文化电影《EasyRider》，电影中两首插曲，也都是飞鸟的手笔。进入70年代以后，飞鸟的作品一直保持了乡谣作风，他们以亲和的外表，带动了加州西海岸，使之成为继纽约格林威治村之后的又一民谣阵地。此后，带有民谣特质的西海岸乐团“妈妈和爸爸”以及沙滩男孩开始走红；
人们熟知的鲍勃·迪伦、道可·华生、曼斯·里普斯罗姆、莱廷·霍普金斯，新出现的乐团“爱”，吉他大师赖·库德与牙买加歌手泰及·马哈尔和迷幻乐队“精神”的组建者埃及·卡西迪组成的上升之于乐队，一时都成为众人争睹的团体；
而在加州另一城市旧金山，也出现以数支乐队为主干的实验民谣阵营：感恩而死，杰弗逊飞机乐团，水银邮政部，以及名气较小但却不能忽略的乌合葡萄乐队。

前身为战争之锁乐队的“感恩而死”，是由杰里·加西亚、鲍勃·韦尔、菲尔·莱什组成的乐队。1965年，乐队率先加入肯·凯西发起的药物实验，使用当时新发现的致幻剂LSD(该致幻剂可使人的五官产生通感)。其首张专辑《感恩而死》，便是基于蓝草音乐并利用LSD刺激下发散出的即兴的光环似的演奏所组成的歌集，旋即成为旧金山之音的代表作品。感恩而死在大量巡演中形成“不停顿组曲”式舞台表演风格，随后的专辑《太阳赞美诗》，《奥克索对称》，《死亡演唱会》，均以质朴的现场表演收录，以即兴弹奏并自由发展的旋律为特征。《死亡演唱会》中长达23分钟的歌曲《黑暗的星球》，成为这类创作的颠峰之作，以四次建筑四次发散逐渐转入宏伟的高潮而结束。而在70年代的头两张专辑里，杰里·加西亚率团回复民谣根源，并以极接近C．S．N和波可乐团的乡村摇滚风格出现，暗示嬉皮文化已在现实大墙的挤压下崩溃。而专辑《劳工之死》，以及加西亚客串C．S．N．Y的专辑《在梦中见过》，客串“紫色草地上的新骑手乐队”的《新骑手》，都是这样一类作品。杰里·加西亚的吉他，自始至终都是民谣、布鲁斯和蓝草音乐的结合体。1973年作品《洪水之醒》带有爵士乐散拍的影响。从这个时期一直到1995年杰里·加西亚谢世，感恩而死极少再有作品面世。不过他们在90年代出版的唱片，已经构成为90年代许多乐队的教材，如费什、说谎专家、蓝调旅行者等乐队，都以感恩而死为楷模坚持现场的即兴表演。

　　与感恩而死类似，杰弗逊飞机的音乐，也是一边民谣，一边布鲁斯。为了延续迷幻的药物幻觉，迷幻音乐的创作者或者加入能渲染幻觉反应的斑鸠琴、管风琴、合成器，或者在背景中加入大量的、长时间的浑浊音，制造模糊不清的延展效果。席卷全球的嬉皮运动，把杰弗逊飞机推上了名誉的顶峰。首张专辑《起飞》发表后，乐队吸收另一乐队“大社会”的成员格瑞丝·斯莉克。斯莉克在乐队中任主唱，她的两首作品《某人之爱》和《白兔》，收录于第二张专辑《超现实主义的枕头》中，该专辑是花童的圣歌。其后，乐团的两张专辑——《市场游泳之后》和〈〈创造之桂冠》，平衡地展示出杰弗逊飞机各位成员的创作力及演奏水准，不过嬉皮式的政治主张分散了人们对其作品音乐性的称赞。1969年现场专辑《为它直率的小脑袋祈祷》及《自愿者》，都是带布鲁斯风格的力作。

乌合葡萄是直到90年代才受到重视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团体。首张专辑《乌合葡萄》是以吉他为主奏乐器并保持民谣和声体系的10首歌曲的集子，通篇采用了极其短小而简洁的结构。免费赠阅的专辑《葡萄酱》，照例凸现两位主创者的才情，包括主唱斯彭斯的佳作《艾琳摩托车》，和吉他手杰里·米勒的佳作《还不算坏》，两者都是较早运用噪音毛边组织及重节奏型吉他，衬托甜美似“妈妈爸爸”和声的实验作品。但乐队发行的专辑均没有过万的销量，乐队名更经常变更为像Maby Grope，Mosley Grape，Grape Escape这一些极易相互混淆的名称，不过听过他们专辑的乐手都深受启发：70年代有杜比兄弟，80年代有“碎片”、R．E．M。

　　60年代与整个潮流相伴，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民谣大本营里，也出现了倾向于西海岸风格的迷幻民谣组合，较出名的有爱之匙、姜饼、魔术师、布鲁斯马固。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浊气乐队，由于与嚎叫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交往甚密，这个乐队的首张专辑即表现了极为反传统的意识，像《为和平杀戮〉〉，《早晨，早晨〉〉，都是当时极具号召力的反战歌曲。

　　如果完整地看待整个60年代民谣摇滚和迷幻民谣的发展演变，并全面了解全球性的无政府运动和道德解放运动，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主线一一是“回归自然”。音乐表征上的驳杂多样，并不能掩去其内在目的的一致性，并且这种驳杂多样恰恰是对这一目的的弘扬。经过整个60年代的洗礼，这一倍条已扎根于民众并同时成为支撑和左右后继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理念。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种种潮流，如“作者兼歌手”风潮，“南加州之音”风潮，甚至商业包装出来的与“非主流”风潮等等，实质上都是这种信条下创作的延伸，只是随着历史、地理、习惯的不同而具体方向上有所不同罢了。1969年最著名的户外演唱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可以视为民谣和摇滚在各自发展道路上的节点，引人深思的是 ，两者的交汇融合使两者均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新的生命力。该年鲍勃·迪伦退出汹涌的革命洪流，推出乡村色彩浓郁的约翰·韦斯利·哈丁》和《纳什维尔的空中轮廓队其伴奏乐队队”，以及另外的波可、原脏，改组后的飞鸟，都不同程度地呈现着乡谣的风貌，实践着回到自然、回到大地的口号；
而杰逊·布朗，詹姆斯·泰勒，卡罗尔·金，雄鹰乐队及其成员，则这个方向上尝试创作至今。这其间，广受敬重的艺人首推杰克逊·布朗。布朗擅长于自然的充满诗意的表现，并带有宗教的隐喻色彩，一些作品时时流露些许政治性的主题。他的佳作包括《这些日子》、《洪水将至》、《真空中的奔跑》。受布朗影响，沃伦·译文以《激动的男孩》出现，其有力而古怪的乐风越出了民谣界，对洛杉矶朋克和硬摇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80年代，又有拉尔·拉维特、南希·格里菲斯，老牌的约翰·黑特、加埃·克拉克 ，新牌的玛丽·查品·卡彭特，他们均以新时期的“作者兼歌手”身份，继续发表迪伦一布朗式的乡谣风格，他们用民谣的血源 ，有的写圣歌，有的唱城市小调，有的抒发城市化的乡村情怀。

　　70年代还相继出现卡莉·西蒙和露西·西蒙姐妹，·劳拉·尼罗、兰迪·纽曼、罗顿·万莱特三世，在传统民谣基础上融合黑人布鲁斯和爵士音乐元素，以极为平静的心态描绘现实。在鲍勃·迪伦离开纯正民谣阵营时，出现了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这个极和谐的二重唱组，他们拥有高超的吉他弹奏、甘美无比的嗓音、优美或超现实主义的歌词。单飞后的保罗·西蒙逃离了二重唱的风格，成为影响深远的融合民谣发展的主将。在1972年首张同名专辑中，西蒙大胆起用雷吉音乐。其后的数张专辑：《节奏西蒙来了》，调和了南方爵士乐；
《此情经年，疯狂如故》，揉合了芭莎诺娃(Bassa Nova，巴西桑巴乐与美国冷派爵美国音乐根源之一的非洲音乐融入其中；
士乐相遇的产物)；
近期杰作《雅园》，又将而《圣颂》大量巴西丛林部落音乐的巧妙运用，令人惊叹其视野之广、手法之妙。保罗·西蒙的后期行为；
实际上是把美国民谣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歌传统广为沟通。从《雅园》开始，因为逾越了传统的西方民谣旋律，乍听之下西蒙变得不好听了，实际上是，西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细、更考究、更追求完美。他非常注重每一个细节的准确性，甚至到最不起眼的一处拨弦。而所谓准确，就是使乐音准确无误地表达意图。《圣颂》的第一到第三首曲子；
分别采用了降A大调、降A小调和降B大调，意图通过半个音阶的音调上升，给听众情绪以相应的振奋。而歌词快速的联想和意象裂变，西蒙自认为是意识流写作，源于内心下意识的自由流动，但随意之中仍保持着精雕细刻。大致说来，它们以个人随想的形式，包罗了西蒙的个人经历和今日世界之纷繁万象，是神话、传说、科技、现实和幻想跨时空的快速组接；
也下意识地体现了西蒙从北美到南美、从西方到东方频繁穿插于三个世界的印象，再现出差异巨大、发展悬殊，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文明，从高度现代化到高度落后，原始、农耕、工业、高科技共时性地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里的地球文明现状。

　　在70年代民谣中，当然也有梯姆·哈丁、梯姆·。巴克利、埃里克·安德森等较坚持纯正民谣的风格，不过在偶尔一些歌曲中，你还是可以听到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新鲜的乐意和变化。

而人们俗称的蓝领摇滚，毫无疑问亦属于民谣的一支，其代表性乐队几乎无一例外地接过了鲍勃·迪伦、菲尔·奥奇斯等前辈歌手的抗议之旗。蓝领摇滚乐风比较硬朗，歌词多写实，更富于现实感，这与以雄鹰乐队为代表的折衷遁世趣味倒是针锋相对。如果去除乡谣派中的滑音吉他和曼陀铃配器，换上更能突出节奏的乐器，改去演唱中敦厚的鼻音，换上扯不破的引吭高歌，二者也许就相距不远了。正如其名称所示，蓝领摇滚代表劳动人民。斯普林斯廷基本代表了东海岸北方工业区的工人，鲍勃·西格、约翰·库格、汤姆·佩蒂则代表西岸南方乡镇的居民，而且一个比一个乡土化。当然，他们也在多变的现代场景中悄悄变化着，其后期之作已远远背离其早初的乡民立场，有的作品美得惊人也现代得惊人。在蓝领摇滚中，斯普林斯廷以《生来奔波》《生于美国》最有名，鲍勃·西格有《夜游》，约翰·库格有《美国傻瓜》和《稻草人》，汤姆·佩蒂以《南方口音》和《不变的诺言》出名。1995年，斯普林斯廷走出了摇滚乐，以配器简单而幽暗的《汤姆·乔德的幽灵》，重新找回伍迪·加思里和年轻时迪伦的那种激进而素朴的民众精神。专辑中包括多首改编的或基于美国民歌风格的歌曲，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个悲伤的小故事。总体来说，这个“我”为追求更好的生活，一次次放弃原有的一切，结果却更无所得。从这些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从3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移民、偷渡者和流浪工人的侧影，他们为实现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一直在生活的底层苦苦挣扎。

　　正像《汤姆·乔德的幽灵》所表现的，在斯普林斯廷的唱片生涯中，没有商业效应的作品往往是更有内涵的。这些歌叙述较多，气氛黯淡，重新回到传统的美国民歌和普通大众中间。据斯普林斯廷自己叙述，其音乐上的冲动始于15岁时听的勃·迪伦，—当时，汽车收音机正播放那首《像一块液石》。斯普林斯廷感到，这首歌就像从一个小男孩的口中听到的只有成年人才会说的话。很显然，迪伦的声音震撼了他，并将他引向歌手的道路。在鲍勃·迪伦之后，论到最独具神韵的歌手，也许首先得数汤姆·维茨了。从汤姆·维茨的作品，可以全面感受美国城市下层的生活形态，黑暗、粗朴，独特的孤独和不像感伤的感伤，经常从维茨作品的内部溢向表面。《周末夜之心脏》描绘的侍者、司机、就餐人之间的场景，令人回想起上个世纪的洒吧钢琴师；
《餐厅里的夜间叫卖》，如卖艺人口吻唱出动人的诗篇；
《小变动》、《蓝色情人卡》诗与民谣相得益彰的结合，《外国事件》、《心脏病与葡萄藤》及其近作，无一不带有一种粗犷的美感，一种大局粗放您肆、细节准确细腻的风格。在《黑色骑手》专辑中，维茨找来和他的乐境是那么相通的一位合作者——“垮掉的一代”作家威廉·博罗斯。这位一度极其颓废、混乱的，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冒险者、实验者，居然活到了80多岁，并在这么高的高龄继续品味生命的绝望。他为维茨写了词，并以苍老的嗓音朗诵了里面的诗作；
而维茨，以他30岁时便已像个老人(现在更橡个老人了）的暗哑歌喉，拴释出沉重的心灵的黑暗。

　　进入80年代，以反映现实、崇尚自然的态度创作民谣的艺人仍然在不断地出现：崔西·查普曼、苏珊娜·维加、游荡、“不主教”、酒花、数乌鸦、戴尔·埃米蒂、不同政见者……“我想成为鲍勃·迪伦”，数乌鸦乐队在那首致敬式的《琼斯先生》一歌中直接唱道。于是就有美国民歌再度复兴的议论。这其中，苏珊娜·维加是这场新复兴运动的先锋，她从1985年引起关注。维加灰黑色调的嗓子，源于巴西芭莎诺娃歌手阿斯图得·吉尔伯特，以此，维加的音乐又与巴西民间音乐暗暗相通。许多民谣歌手同时又是深入现实的诗人，这一特点在维加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她的诗一如她的歌，朴素、浅白但又神秘、复杂。最令人讶异的是那种多文化的背景，居然能以一种极其简单的形式涌现出来。维加生于洛杉矶，生长在纽约西班牙人居住区，继父是一位波多黎哥作家，生存环境的杂合构成了个人生命的杂合。后来，维加在创作中越来越深地触及她的杂合状态。从1995年第四张作品开始，维加一改前期作品纯美含蓄的风格，转而编织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音乐织体。攒动的电子音粒，茂盛的弦乐密林，工业式的拷击节奏；
热腾腾的黑卜号卜(hip Hop)，凉幽幽的芭莎诺娃……苏珊娜·维加对民谣一直有不同的理解，现在她的理解更深丁。最后她最终采用的方式，正是这个后工业社会的新的现实。

　　正像维加所代表的，新的民谣歌者，带着更多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征纷纷地登场了：一些乐队披着后现代的外衣，一些乐队有低迷的噪声背景，一些乐队出入于繁丽的电子装饰个，一些乐队虽然传统却程度不同地电声化了。同时在新音乐群中，出现了大量变了形的民谣乐队，这些乐队通常不以民谣自认，评论者也乐于冠以新的名称。从美国到英国，他们形成了世界性的景观。人以游离的、梦游的、潜意识的方式低低吟出，背景通常是噪音或静态噪音的，整个音乐经常显得黑暗、空洞、荒凉、缓慢，根它们的扑性，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总体的名称——黑色民谣。不它在“耶缉圣母链”式的工业噪音中也好，在“迷星”、“药”式的新迷幻音乐中也好。而歌唱，真还难有很大的变化(最有成效的变化是音色，最稳定不变的恒久是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发展)——因为，这是人类长期积累才获得的十分可怜的一点点财富。

　　激情能点燃创作智慧，正如智慧能精炼创作激情一样。如果历史足够细心，会发现在迪伦的时代；
有一种60年代人祟尚的“忠实”信条——自发创作的音乐胜过精心编写的作品，一直在作用着，甚至也在80、90年代的新的乐队中延续。R．E．M经常打破38曲一录音、创作一制作相互分开的作法，把录音室当创作间，纯粹在灵感激发下完成音乐。边演奏、边说话、边相互激发，哪个人随手、随口“碰”出了一段旋律并对他人有所触动，四个人马上将这旋律加以回应、发展、修改、扩充直至最终完成。这—种创作，是对自我感觉的高度信任。乐队灵魂人物迈克尔·斯泰普甚至几乎从不听音乐，家里也不装电视电话这些干扰个人本真的传播工具。而脏式摇滚的代表乐队声音花园，同涅架乐队一样，骨于里也充满了民谣的精血。在《反转》一片中，乐队否定以前为求精细反反复复录制同一段音轨所造成的感觉麻木，极尽能事追求真实感，曲子都是快速完成的，以保留新鲜的情绪；
演奏上追求自然，不作过多修饰，各种声音都是“活着的”，避免了“录音味儿”。无论R．E．M还是声音花园，他们都强调了直觉之中的神秘创造力。民谣的馈赠即是如此，精神上的内容始终大于形式上的要求。虽然也有形式上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而言，民谣所有的音乐语言其实都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一种自然的发动.

第四篇: 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上）

天津是个寂寞的城市。小洋楼的繁华与热闹似乎随着北洋政府时代的结束，慢慢归于沉寂。这座城市既缺少北京那种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那种霓虹闪烁的繁华，也不像重庆那样山重水复，诡谲多姿；
如果静静地融入其中，也许会有别样体会。

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天津，如果要选择一个最能彰显城市魅力与历史品味的好去处，那自然非五大道莫属了。今日之五大道，其概念已非局限于几条马路，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在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管界内。五大道在历史上并非正式地名，只是流传甚广的一种俗称。“五大道”并不仅指单摆浮搁的5条街道，而是指天津市区南部原英租界内的一个风格独具的街区，包括总长17千米的22条街道，面积1.28平方千米。其四界范围是：马场道以北，成都道以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和南京路交口以西的一片地界。它的主干道路是以中国西南地区5座名城命名、平行并列的东西向道路：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再加上马场道。

“五大道”具体指哪5条“大道”？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和重庆道；
另一种说法，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和成都道。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五大道拥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不同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
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这里迄今仍保持着幽静别致的街区风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若谈天津五大道，就得从小洋楼文化说起。天津小洋楼诞生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的硝烟中。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3国租界的左右侧。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天津，俄、意、奥3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九国租界位于海河两岸，分别按各自国家的风格特色，建起一片片的国中之国。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也给我们留下了大批建筑艺术精华。

这数千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天津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作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式风情的小洋楼散布在五大道上，优雅而闲适，纵然褪去了历史曾赋予它们的厚重与沧桑，依旧美丽。天津花园住宅类小洋楼主要集中在原英租界的五大道一带。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清廷遗老遗少、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等，具有极大吸引力。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落户。这些欧洲建筑风格的住宅，其格局内又包容进许多中国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

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外国租界在市政管理、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显现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新秩序和新理念，为原先封闭滞后的天津老城在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的艰难行程中，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样板，激活了思想，注入了活力。　

时光背后的沧桑

进入20世纪后，京畿门户、经贸都市、九国租界等重要的因素，使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首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府衙设在天津，这使天津俨然成为首都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其次，社会发展与朝政变幻，使天津租界成为理想的政治避风港；
第三，河海相通，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海关的便利；
第四，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呈现出无限商机；
第五，华洋杂处，东西交融的租界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此，天津成为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蛰伏隐居；
商界学界人士定居以开拓事业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

在地域狭小的五大道地区，就有4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庆王府、林鸿赉旧宅、孙氏旧宅和顾维钧旧宅。

人们常说，天津没有皇宫，却有座“庆王府”。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逐出北京紫禁城。溥仪迁居天津的次年，第四代庆亲王载振也携全家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他买下了清末大太监“小德张”在天津旧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55号的楼房作为住宅，这座楼房自此就被称为了“庆王府”。这是一座别开生面的花园式住宅，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三层楼房，楼东还有一座小花园。当年的大厅内，上悬御赐的庆王府门厅台阶“宝胄藩厘”、“徽猷翊赞”等匾额，下设小型戏台和宝座，布置华丽，古色古香。楼中还悬挂着清朝康熙皇帝御书的白居易诗句大条幅：“地僻门深沙送迎，披衣闲座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载振就在这座楼内锦衣玉食，观花玩鸟，直到1947年去世。这座楼最特别的是通往大楼正中门厅、用青条石垒就的17蹬半“宝塔”式台阶。作为当年的督建者和楼房的最初使用者，“小德张”为什么偏偏把台阶设计成17级半呢？原来，皇家的建筑等级是18级台阶，“小德张”既想攀龙附凤，又怕僭越皇权，所以故意少建半个台阶。据说在打地基的时候，为刺激工人好好干活，“小德张”说：“你们要把这地基打得坚固、打得牢靠，打一寸厚我就赏一寸厚的洋钱。”他果然说话算话，每天一到下午两点，“小德张”就带着现洋来工地巡视，然后将大把的现洋抛到基坑里，工人们纷纷捡钱，“小德张”也以此为乐。不过，银子确实没有白花，80多年后的今天，小楼依然坚固如初。

孙氏旧宅就是坐落在大理道66号的和平宾馆。这是带有浓郁英国乡村庭院风格的大型别墅，始建于1931年，由安徽寿州著名实业家、通惠实业公司总裁孙震芳斥巨资修建。和平宾馆又名润园，1951年，毛泽东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就曾住在这里。毛泽东字润之，取名“润园”，就是为了纪念他。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旧宅坐落在河北路与重庆道交口。这是一所3层带地下室的西洋楼房，属英国别墅式建筑风格，其布局别致，造型精美。不过，虽在天津安了家，因公务繁忙，顾维钧本人并不经常居于此处。倒是他的家人亲友经常将这里作为落脚地。

名人故居林立

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典型的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浓厚的历史感是特有的；
因为许多近现代名人都在五大道留下了足迹，几乎每幢建筑里都蕴涵着故事，充分展现着近代中国百年变迁。让人目不暇接的小洋楼只是人们认识五大道浅显的表象，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徐世昌、曹锟、顾维钧、孙殿英、张伯苓、张自忠等百余位中外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才最能体现出五大道所蕴涵着的深厚人文历史。近代历史的风雨烟云，政治人物的浮沉逸事，似乎都镌刻在五大道地区幢幢洋楼斑驳的墙面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以及楼主的人生命运，时常引发观者的唏嘘慨叹。

北洋政府先后下野的4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都蛰居于津门，每当路过他们的寓所故居时，伴随着父老曾讲述的旧闻轶事，人们都会引发许多谐趣遐想。

黎元洪在津的别墅颇多，但都先后被拆掉，只剩下一座私人影院。据说他本人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此日，便燃放焰火并放映电影，邀请亲朋与邻居出席共庆。1928年初夏，黎元洪脑溢血复发失语，6月3日病逝。6月28日，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他因此成为自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徐世昌居住的那处寓所，极有特点。它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文治总统”的称号相得益彰。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渐平步青云。他在当了４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晚年的徐世昌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时种种菜倒也自得其乐。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曹锟也是天津人。1924年，凭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回到天津隐居。起先，曹锟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曹锟的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透着股气势。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使其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位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津门大报小报上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于是早年这条叫做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闭门不见，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日本方面送来丰厚的抚恤金，也被曹夫人拒绝。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北洋寓公群体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历史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多达数百人。

为什么天津租界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购房安家首选之地呢？

20世纪20年代初的《大公报》曾发表过两段评论：“天津租界，为我国安乐窝之一。举凡富翁阔老及种种娱乐场合，胥萃于是。且以距京咫尺，故其形胜，尤较上海、汉口为宜”。“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
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所谓“寓公”，古时指寄居他国的诸侯、贵族，后泛指失势卸任或解职后寄居他乡赋闲的官僚、绅士。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五大道等处的天津租界“寓公”另有特殊含义，指为数众多的陆续下台的北洋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天津人称之为“北洋寓公”。天津租界住着北洋时期的5位大总统、6位总理、19位总长、7位省长（或省主席）、17位督军、两位议长、两位巡阅使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天津近代人物录•寓津旧军政人员》估算，入住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有500人左右。假设每位寓公及同住的妻妾、子女、亲眷、随从、仆人等平均以20人计，那么这个群体的总数将近万人。如此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且余威尚存的北洋寓公群体，成为租界乃至在整个天津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

五大道，百年历史看天津（下）

别致的地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大道地区还是天津城南的一片坑洼塘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当时有“二十间房”、“六十间房”、“八十间房”等似是而非的地名。后来，这里被划为英租界。从1919年至1926年这7年间，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垫洼地修建道路。重庆道于1922年建成，彼时命名为爱丁堡道、剑桥道。随后，大理道、睦南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等相继建成。当时，英租界当局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的城市名来命名新建成的道路。例如：新加坡路（今大理道）、香港道（今睦南道）、科伦坡道（今常德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伦敦路（今成都道）等。

五大道地区地名有三个特点：一是独立宅邸居多，里巷数量较少，而名人名楼概以门牌为标识，不另命名，也不设匾牌。二是街巷通名以“里”为主，“胡同”之名在此销声匿迹。三是出现了“大楼”、“别墅”、“村”、“坊”一类公寓庄园的通名，如香港大楼、马场别墅、剑桥大楼、安乐村、育文坊等。这些别致的地名与天津历史上的老地名，如户部街、如意庵前街、袜子胡同、耳朵眼胡同等大异其趣。

争奇斗妍的特色建筑

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也是最长、最宽的一条街道就是马场道。洋人在天津设立租界后，最时尚且盛行的文体活动就是赛马。每次赛马会举行比赛，天津各洋行关门歇业，海关也停办公事。在19世纪末，英国商人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建了一座大型赛马场。为方便往来，就在赛马场和英租界之间修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遂以“马场”命名，路长3410米。在天津几乎找不到一条坐标方正的老街道，斜街歪巷比比皆是，马场道也不例外。

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就是马场道121号，一座始建于1905年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花园别墅。由于英国学者达文士在此居住，人称“达文士楼”。马场道上还有两座著名的大型建筑——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都坐落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内。北疆博物院创建于1922年，是中国近代开设最早的自然博物馆。创办者是法国学者离桑，他的中文名字叫桑志华。其建筑为平面的“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

马场道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外国语大学校门一侧高大气派的法国罗曼风格建筑——法国人在1925年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主楼。三层高楼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赛尔式瓦顶，圆形大钟，堪称民国时代典型建筑风貌。

睦南道全长1968米，幽静的道路两旁，在绿树掩映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次第排列。漫步其间，使人感到道路、别墅与街、树三者相距空间的尺度恰到好处，而且每一幢洋楼别墅风格各异，毫无雷同。这里有著名爱国将领高树勋旧居（睦南道141号），楼房为典型英式建筑，大坡度，尖屋顶，开天窗。因东陵掘墓而声名大噪的军阀孙殿英，其旧居（睦南道20号）始建于1930年，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具豪华气派，迎面的几根绞绳式立柱显示出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睦南道24号），主体为四层砖木结构，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三层楼的平台布局结构各不相同，外墙用烧焦的砖垒砌，俗称“疙瘩楼”。该建筑曾为伪满洲国领事馆。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旧居（睦南道50号），红砖清水墙，坡瓦斜顶，颇具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大理道全长1745米，两侧房屋多为英式单体小洋楼，私密性和隐蔽性非常强。蔡成勋旧居（大理道3号、5号），主楼外观为法国罗曼式公馆建筑，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楼正门两侧为对称式，楼房外檐为青砖墙体，以白色窗楣为饰，楼房的第三层配有凸出檐的平台。

院落宽敞，围墙高阔，朱褐色大门颇显豪华森严气派。内装修使用中式木雕；
另有中式四合院家庙，垂花门及门窗隔扇，砖雕、木雕、石雕皆精细入微。陈光远旧居（大理道48号）是一所大门楼高台阶欧式现代风格建筑。黄色墙体，二层凸出于三层，二层有大露台，三层楼顶有八角凉亭。建筑设计别出心裁，端庄而壮观。鹿钟麟旧居（大理道18号）为砖木结构，红瓦坡顶，英式二层楼房。高台阶，拱形门，院中树木茂盛，整体布局美观，朴实而幽雅大方。

独特的建筑风格

彼时，豪门政要、富商豪绅、文人雅士纷纷携带家眷涌入津门五大道，举家住进设施齐全的小洋楼，电灯电话、壁炉冰箱、花园楼房，自然比传统四合院更为舒适方便。于是，人们便相争在此置地建房，毗邻而居。因此，这一带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名流、贵族居住区。

在此置地筑舍的中国房主并不乐于完全遵循西方建筑的风格准则，他们往往随心所欲地删减或添加：认为欧式廊柱好看，就在建筑迎面加上几根；
喜欢哥特式拱顶，便在门厅顶上设置。这种似乎违逆常规的设想，反而给予中外建筑师们更多得以自由发挥的设计空间。

五大道的别墅洋楼皆为私家住宅，个性色彩浓重，不拘一格，毫无雷同。行人驻足留意，会发现别墅西式山墙上的通气孔竟是老钱图案。最为典型的是载振的“庆王府”，占地7亩多，120多间住房围绕着中央大厅。这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楼房四周设有西洋列柱式回廊，极富欧洲风味；
而楼东面的小花园却有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六角凉亭，大异其趣。

幽秘的氛围

触摸五大道的美，最好的方式是亲自走一走，看一看。静心玩味，会发现触动内心的惊喜无处不在。拙朴的院墙、褪色的百叶窗、紧闭的大门、婆娑的树影、茂密的爬山虎、精美的廊柱，这里的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流露着典雅与宁静。

著名作家、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冯骥才，在总结五大道建筑特点时说：“房屋的尺度宜人，倾向低矮，隔院临街，院中花木遮翳，掩住里边的楼窗。顶要紧的是，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

换句话说，五大道的绝妙与精髓全在一个“静”字。正是这份静谧幽邃，让人们心底暗藏的小资情调得以飘扬，让浮躁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20世纪初叶，很多军阀、政客都选择在天津营造私宅。因为这里离北京最近，又有外国租界可以做庇荫。很多人过来并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策划密谋，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也有的干脆当起优哉游哉的寓公。在乱世，表面上奢华悠闲的租界生活，私下却是波涛暗涌。正因如此，才有了“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之说。

五大道作为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活动与隐私，填满了这里各式各样美丽的建筑。

不过，在当时动荡飘摇、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迁居于此的贵族住户，无论军政要人，还是实业大家，都力图低调行事，不事张扬，体现出蛰伏韬晦的心态。这与旧时天津盐商比富摆阔的奢靡作风迥然不同。这种心理外化，就是五大道的环境氛围——房屋尺度宜人，倾向低矮，色彩较暗，没有高楼，院中花木茂密参差，以遮掩里面的楼窗。隔院临街，院墙皆为实墙，极少用栏杆。例如，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采用百页窗原理，看似透孔透光，但因视角缘故，徜徉路过的行人，对院内景物只能一瞥而过，焉可一览无余。这种韬光心态和设计格调，构成五大道独有的幽雅静谧的环境氛围。

百年历史看天津

俗语云：“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1860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入侵的背景之下，九国租界，华洋杂处，中西碰撞，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这座都市奇迹般地交融相生。租界内的楼房、教堂、洋行、商家，现代城市管理、西方生活方式等等，对于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产生了直接而久远的影响。

当年的名流富豪、达官显贵都选择在五大道隐居避世，看重的便是这里的“清幽”。那些小楼里上演的绚丽剧情，铁与血的豪情迸射，诗与梦的柔媚纠结，幻化为诡秘的传说或清幽的故事，在风雨中缠绕，在街谈巷议中流传。中国近现代史的雾风烟雨在这里浓缩成一个又一个关于天津的记忆。

历经百年积淀，如今五大道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房子，还有迷离的氛围。每当夜幕降临，漫步在人车稀少的马路上，幽静得只能听见鸟叫。那充满异国情调的幢幢别墅在昏灯朗月映照下，隐约闪现着岁月风霜和时代沧桑，引发徜徉于此的游客的无穷遐想。

（2）天津人的哏儿是骨子里的，这是他们的幽默感。

（3）比较容易满足

（4）爱热闹,很真实,

（5）骂人都是顺口溜！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1）天津的本地话很有特点

第五篇: 回首百年历程,谈谈你认为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温州商会百年历程

郑朴

【期刊名称】《浙江工商》

【年(卷),期】2001(000)012

【摘要】温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商业、手工业历来较为发达。清光绪二年（1876年）温州辟为通商口岸后，大量的洋货进入本地市场，冲击着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也刺激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交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温州商事日繁，经济领域中外有交涉、内需调和，组织商会成为客观需要。

【总页数】2页(39-40)

【关键词】温州市;商会;发展

【作者】郑朴

【作者单位】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正文语种】英文

【中图分类】F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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