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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共同富裕的未来征程心得3篇
【篇1】认清共同富裕的未来征程心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十二五规划重提共同富裕，是让更多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的成果。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至出现了“发展中的停滞、富裕中的贫困”的不和谐现象。用来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逼近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而同样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所占份额高达50%。五中全会“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预计到“十一五”期末基尼系数有望维持在当前的0.45水平。
一、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我们应该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呢？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何为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但是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平均主义。邓小平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逐步走上共同富裕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大政策提出来了。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影响和推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
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从贫穷到温饱、小康再到富裕，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艰难过程。，全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共同富裕，也不等同于先富。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的目标所规定，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只是手段。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归结起来，主要包含四个层次：一个总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一项大政策———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先发展；
一条主渠道———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
一个大原则———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问题。十几年来，中国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确富裕了起来，先富已经得到落实，但共同富裕尚未落实。我们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是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超越。
如果说拉开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价段，那么现在就应该是进入调节贫富之间差距的第二价段了。
三、如何调节贫富分化的收入差距
对从宏观层面看，我国要调节贫富分化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就要加大政策投入，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达到均衡发展。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直接的重要因素，“孔雀东南飞”、“民工潮”等现象正是这种发展差距及收入差距的真实写照。近来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全国可持续均衡发展，达到共同富裕最终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极其重大的经济、政治意义。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在缓解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和与此相关的系统的有效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在制度上、政策上进行创新，调节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一是要在制度上确保公平致富、合法致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保护和鼓励公平竞争；
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要通过不断改革，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上保证每个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获得合理收入的起点和选择机会均等，消除产生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譬如，逐步取消实施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管理制度，除了可以直接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效率之外，对于个人而言，其实就是提供一种制度平等。这是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当前，制度建设的突出重点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要大力整顿当前不合理的分配秩序，打击非法致富及不正当致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清理灰色收入（合法不一定合理的收入）。应当说，从我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看，对违法、非法收入的界定是清楚的。但近年来，不正当致富、非法致富的问题日益突出，愈来愈引起人们的不满却得不到有效解决。问题之所以如此甚至更趋严重，也许主要是因为不正当收入往往与其他灰色收入及合法合理收入裹在一起，甚至与权力本身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网联在一起，因而对这种收入从真正判定到实施限制（如公款消费）乃至取缔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当然包括各种管理监督制度的建立健全）可能受到权力、关系的干扰和抵制。另一方面，对收入分配的这种整合不仅需要加大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力度，还需要直接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即需要很高的治理成本投入。财政投入不足正是实践中的关键之一。此外，也与我们对这种成本的认识不足密切相关。其实，无论是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维护市场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行考虑，与价格欺诈、偷税漏税、走私贩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行为对经济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和损失相比，政府适量增加这种成本投入无疑是值得的。换言之，打击各种非法致富行为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是最低的。
二是要在政策上确保合理致富。政府通过合理的税收、财政、产业政策等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是抑制收入差距趋于扩大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可以显著影响个人收主状况，因而税负公平对于人们的合理致富极为重要。对居民收入差距直接有调节作用的当然是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长远看，征收遗产税也可明显抑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在目前，个人收入所得税依然是我国税收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主要的问题，一是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是相互分离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
二是个人的收入透明度太低；
三是税率缺乏差别。例如，农村几乎所有的税费都具有“人头税”的特点。如何建立统一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如何提高个人收入透明度，逐步实现个人所得税帐目化征管，从而发挥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从我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需要来看，必须强化个人收入累进税制。其它税种也可以影响个人收入分配。例如，农村的各种税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就很大。基于农民几十年来对国家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城乡差别的扩大趋势，我们认为，适当降低农业方面的税负是合理的。对于当前巨大的行业收入差别，可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开征类似于特种税种的垄断税，对某些个人收入高的非垄断性行业暂时提高其原有所得税率，从而达到抑制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之目的。不能以为这是税赋不公平，会影响经济的公平竞争和效率。相反，垄断本身就阻碍了公平竞争，也缺乏效率，它实际上意味着对其他行业的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公平，最终必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征收垄断税可作为对垄断的某种程度的限制，也可视为对行业性收入差距的调节；
而在转型时期，那些非垄断性行业的过高的利润和收入很大程度也往往是由于某些特殊机遇造成的，这种机遇对其他行业来说也是难言公平的。总之，通过调整已有的税收政策或制订出台一些新的税收政策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个人多交点税，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支持国家的建设，这既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也是共同致富的目标要求。财政政策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制定和实施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实施转移支付等来缓解和改善低收入者的困难。譬如，继续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已有的扶贫政策、地区倾斜政策、产业优惠政策、生活生产救济政策等来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缓和乃至消除人们因这种差距而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和不公平感。长期以来，国家财政政策明显偏向于城市居民，从共同富裕的要求来看，应该改变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的发展。财政政策应该在缩小地区差距及城乡差距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显然，健全、合理的财税政策对于建立合理、公平而有效的分配秩序，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至为重要。
三是在社会主义上要帮助共同致富。要建立、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手段，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保障其基本生活。要大力倡导全社会对贫困者的扶持和救助，进一步强化各项扶贫济困政策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更有这个责任，要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扶贫济困上起先富者的作用。
四、具体措施
1、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多数人如农民、城镇下岗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等并没有从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取得多少实惠，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幅提高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
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
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2、完善社会保障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和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的。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它不但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包括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3、健全财税制度
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等。此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4、加强法制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一些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进而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建立相关法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办教育、办慈善事业或修路等。
5、降低垄断收入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尚短，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很完善。原有的某些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使得电力、电信、铁路等行业至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垄断。并可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行业的垄断性收入。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6、继续“两大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享受了优惠的政策，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东部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中、西部。为了解决日益增大的地区差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伟大战略。实践证明，两大战略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吸引国外投资者和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
五、从华西村看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也是华西人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穷生乱，富生安。贫穷建不成和谐社会、幸福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也建不成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华西村家家富裕，也不是没有差别，不过是富裕之间的差距不大。
华西人总结出：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致家家富，共同富更要精神富，共同富要先富帮后富。吴仁宝反复讲：“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
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我们先富起来的，有责任、有义务，带领欠发达的村庄，共奔小康。”华西始终坚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华西扶贫支出1亿元，培训各地基层干部1万人，带动10万人脱贫。宁夏华西村、黑龙江华西村发展致富以后，己移交给当地。2001年以来，通过“一分五统”(村企分开；
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的方式，将周边16个村，“并”入华西共同发展。无论是建房筑路，还是移坟迁墓，老百姓无一句怨言，一通百通。大华西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三守促勤劳，小康步步高”。已直接或间接使周边村上万人就业。老年人按月领取保养金。已经造好的和正在建造的50多万平方米的新房，3年内再造19.8万平方米的公寓小区，可节省土地200亩。华西为周边村支付修桥筑路、村民福利等八项计7470多万元。“一分五统”是体制、机制的一大创新。周边村村民走上了文明、富裕之路，华西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华西村坚持兼顾公平原则，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调控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保证了村民们共同富裕的实现。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华西人具体做到了：
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充分的就业条件，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必要前提和保证。在华西村，人人有工作，个个有工资，残疾人和退休不愿清闲的老人，都一样机会均等，这是最大的社会公平。
二是集体宏观调控，在收入分配上对干部职工采取不同政策。共同富裕也是有差距的，做到了“既拉开档次，又不脱档”，既要不吃“大锅饭”，又不搞“独吃饭”。达到了承包班子担风险，职工无风险的目的。
三是积极平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华西是合作经济，集体控股，个人参股。村民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第二个来源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实际上就是对华西村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除工资、奖金、保养金外，村民每人每年还享受一定数额的福利待遇。第三个来源是股金资本分红，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入股。
六、总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同之路；
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江泽民强调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胡锦涛突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等重要论述为主要线索，系统地梳理和充分地展现六十年来几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纵观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实践和探索，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共同富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已经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共同富裕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篇2】认清共同富裕的未来征程心得
社会主义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思了我国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邓小平的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概括和发展。
一
邓小平从生产力的高度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无疑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
这些关系的本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2]接着又指出：“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并且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实现社会进步的经济根源。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也一样。长期以来，我们并非不懂得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却更多地放在生产关系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的任务也不甚明了，甚至有存在极大的误解，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阶级斗争，把阶段斗争的意义提得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大搞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东西，如按劳分配原则、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否定。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来认识，既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思想，又从根本上纠正了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迫切需要，又对当代世界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回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当然不在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的最大功能、目标和价值，却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而且，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能够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不仅讲发展生产力，而且讲解放生产力。历来，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主要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解放生产力。但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如果有问题，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就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4]突出解放生产力问题，而且把它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最有时代意义的内容。
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发达的社会大生产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使得原来被束缚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尽管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觉的调节，来不断加以克服，从而保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持续地、正常地发挥作用。邓小平说，通过改革，“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5]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发展。而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据，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
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当然在于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的最大功能、目标和价值，却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发展生产力，如果忘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区别所在，是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最本质的体现。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它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关键。同时，它又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这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包括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实现富裕。邓小平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社会主义如果老是贫穷，它就站不住。”[8]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人们不敢提追求富裕，机械地形而上学地把富裕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对于端正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其二，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9]在社会主义社会，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消灭了贫穷，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如果这些财富通过各种不正当的途径与形式聚敛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则依然贫穷，这则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只有共同富裕才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10]一个社会，社会成员的生活贫富差别状况如何，是反映一种社会实质的具体体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反映在分配上，就表现为一小部分资本家凭借手中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一无所有。这样便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
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反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必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而达到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资本主义“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中。”[11]正是由于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邓小平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来坚持。
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涵盖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五句话互相联系，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构成了被学术界称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层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和根本途径。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层次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高效率。第二层次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个规定，确保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生产发展成果属于人民，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开辟道路。这一层次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另一个要求是公平性。第三层次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消除两极分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层次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它是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富裕是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共同富裕则是社会公平的最高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这三个层次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各有着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的统一。
五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它突破了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都是受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它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但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本身。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都只能根据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来确定。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次，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所谓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再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原理。诚然，经典作家没有明确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 这个概念，但它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示，未来社会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
把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
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
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2]不难看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最高价值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这个奋斗目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这又一次证明邓小平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从最高的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篇3】认清共同富裕的未来征程心得
共同富裕与共同幸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发现了人类社会始终以“共同生活”为基本准则，得出了人类社会必定会朝着“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发展目标前进的科学结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轨迹。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从人们思想头脑中去寻找，而应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由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其最终的目标指向是“共同富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著作中分别提出了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称谓。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指出：“亚细
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前进的几个时代。”1[1]他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情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共同贫穷”的原始公有制——“贫富分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进一步确证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发展趋势。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入手，揭示了人类社会“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通过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考察，确认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引发者和内在的动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
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这一矛盾，公有制使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实现了权利的平等，依赖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剥夺别人的劳动成为不可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基础被彻底消灭。这一转型的生产关系，不仅进一步促进和解放了生产力，也使共同富裕成为了现实可能。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社会价值观入手，揭示了人类社会“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实践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符合劳资双方所有成员的最大利益，而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
能最后解放自己;只有把劳资双方都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进而都过上符合人性的幸福生活，那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目标。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从来都不是狭隘的阶级价值观，而是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一致，是符合人类本性和人类普遍利益的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对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追求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
从哲学上讲，所谓价值，就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或意义，是主体对客体的判断，实际上就是指价值观。时下人们所讲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指的是“普世价值”观。而价值观显然是观念或理念的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释，观念或理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抽象存在的，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并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所决定的。在私有制社会里，作为价值判断主体的人，受其经济地位所决定而带有阶级性。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人总是要隶属于某个阶级。不同的阶级作为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体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或对立的。因此，一些人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在阶级社会被消灭之前，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愿望和追求。只有在阶级被消灭后，才可能有真正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揭示和代表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它包含许多普世
价值的价值取向，但绝不是普世价值的并连体，它即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又有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从价值论的视阈来考察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应该是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为自己的价值本位，这是相对于以资本的个体占有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来讲的。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贫富差别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以理论、运动和制度形态体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对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就是共同富裕。卢梭曾经说过：“按照贤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现代社会存在不平等是必然的”。
2[2] 卢梭在这里主要是批判私有制的弊端的，尽管他也指出绝对平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也是这样。
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把公正放在一定的历史长河里，放在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考察，有一点要特别强调：他们对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曾讲过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建立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正如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一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就指出，在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的个体占有为价值本位，对资本个体最大化的追求必然导致人们富裕程度的巨大差别和社会的裂变。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整体发展为价值本位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民才能从总体上保持平等的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人格，用列宁的话来说，“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 3[3]这就排除了个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产品的可能，从而为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3．“共同幸福”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
社会主义终极价值既是贯穿于全部社会主义价值之中的价值，又是统领着全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价值，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按照这个特征去探寻，只有“共同幸福”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理由是：
第一，人的自然属性是追求幸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如果说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这一价值观的物质层面追求，而共同幸福就构成建立在物质追
求基础上的精神追求，所以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共同幸福。
第二，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社会主义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各种文明形态之间的最终区别和最大区别也正是在于：前者是主张和实践共同幸福的，后者则在事实上是主张和实践以多数人的痛苦和不幸换取少数人的幸福的。共同幸福在这种根本区别中的终极性的核心地位，也证明了它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之所在。
第三，共同幸福是使公正、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和谐等等基本价值成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终极价值源泉。人们追求这些基本价值的终极原因，在于它们一般是幸福的源泉。但当它们只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时侯，它们就只是少数人的幸福源泉。它们之所以会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归根结底则是因为有了共同幸福这个终极价值。按照共同幸福这个终极价值的要求，这些基本价值不能仅仅为少数人所享有，而是应当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享有。换句话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自由、平等、人权的实现要以另一些人的相应权利为代价时，它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共同幸福既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母体，也是高居全部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之上的“价值统帅”。因此，所谓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核心价值，实际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
第四，共同幸福是处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内部矛盾的最高标准，也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最高协调者。在各种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之间，不仅存在着
基本的一致性，而且也存在着某些结构性或（和）阶段性的矛盾。如，在普遍自由与社会平等、普遍自由与普遍民主、普遍民主与共同富裕等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之间，就是这样。处理这些基本价值之间的矛盾，一是必须有一个人们赖以权衡利弊和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二是必须有一种能够推动人们按照这种标准协调解决这种矛盾的最高价值力量，即必须拥有解决这种矛盾的最高协调者，而这个最高标准和最高协调者就是共同幸福。共同幸福作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母体所发出的最高价值命令就是：“一切服从共同幸福的需要，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共同幸福为标准”。共同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终极价值动力，也能够通过它的遵行者而成为协调解决这些价值矛盾的最高协调者。毋庸置疑，共同幸福的这种终极性质的价值功能也证明了它确实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因而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灵魂之所在。
（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动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4] 要摆脱贫穷,实现富裕，就需要寻找能够刺激广大人民群众致富的原动力。我国60多年经
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高度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其结果是共同贫穷。而打破平均主义，最好的办法是以市场机制代替高度集中的计划机制，通过市场办法来解决。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致富的动力，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承认人们具有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殊之处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市场经济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它具有强劲的利益刺激功能 、灵敏的信息传递功能、良好的经营导向功能、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公正的奖优罚劣功能，能够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在承认社会成员个体差别的基础上承认市场原则，各尽所能，按能分配，以实现市场公平。但是，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容易引发社会不公平
现象，这就需要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动用执政资源，利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政府的这一角色不可缺失。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把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应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2.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保市场经济沿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
如果市场是动力，那么共同富裕就是方向。当今世界的富裕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社会两极分化；
另一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社会主义追求的富裕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西方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原则，所谋求的幸福是个人的幸福，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思想原则，谋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富裕。社会主义有富裕，资本主义也有富裕，虽然当今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富裕，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的富裕是存在两极分化的富裕，是多数人的普遍贫穷为代价，而社会主义的富裕是不存在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程度上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但它无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就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大价值就是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
基础上保障全体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富裕”。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两极分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那么，社会主义该怎样解决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从理论来看，社会主义是一种以群体利益为目标，按劳动分配为根本的非个人获利模式，以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它通过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社会公正，防止两极分化。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因此，中国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仅市场经济不行，必须是一种能够实现全民整体利益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同时，市场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反映，而社会关系作为上层建筑自然有其不同于市场关系的更多层面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运用上层建筑的手段（政府宏观调控）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为虽然市场经济有促进人们实现富裕和幸福的价值取向，但市场无力将其冠以“共同”的约束，这就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在不破坏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前提下使富裕和幸福沿着“共同”的轨道运行。
3．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共同富裕
30年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且这种富裕一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基本实现了小康，但是收入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重要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证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其自身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果缺乏政府的干预，市场的不足和缺陷就会引发各种问题，如出现贫富差距。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现代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两个主要力量。从它们的作用看，市场更注重效率，政府更注重公平。要消除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发生，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现实悖论，靠市场自身是无法解决的，政府部门必须积极介入。只有政府部门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加强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才能克服市场的弊端，逐步消除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但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社会主义政府是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的途径而组建，资本
主义政府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政治博弈的产物，两种政府的政治根基不同。两种政府对社会经济都有宏观调控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维护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基础上，为解决和调控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维持资本再生产而进行的国家调控；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代表社会各个劳动阶级利益，实现共同富裕而进行的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的调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调控，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市场经济朝着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运行，还可以利用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财富，通过改善民生的手段，开拓市场，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这在资本主义那里是难以做到的。
二是在分配领域，强调资源与市场的社会属性，提高其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和份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本路径
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而资本主义进步性日趋衰落，对社会发展的桎梏性日趋明显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产品是社会资源、生产手段和市场需求三位一体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由于生产手段的低下，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要强调资源和市场的社会属性，提高各生产要素及劳动对象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和份额。这种“提高”更多的则是通过国家政策、法规的手段实现
的。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接过资本主义的接力棒，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生产能力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有制是不利于生产力提高的。但若允许所有制在社会产品分配中所占比例，日益侵占社会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同样会受到侵蚀和制约，其表现形式是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说，允许私有制存在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抑制私有制存在，同样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强调个人财富的占有。社会主义认为，个人能力首先是社会关系作用于个人勤奋的结果。因此，在肯定关照个人能力的条件下，提倡各尽所能，奉献社会。对社会贡献较大者，更多的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褒扬，使劳动逐渐成为第一需求，使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条件，形成社会主义的公德意识，为共产主义创造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传统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而实行市场需求配置。但其产品分配环节中，不是依据市场需求配置，而是主要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为依据。因此，出现贫富差距、市场萎缩、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在产品分配过程中，既要注重资源的稀缺性，更要强调资源的共有性。同时认识到市场的平衡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动力源，而市场主体属于全社会劳动者，这就需要更全
面的分配手段，更多层次地平衡利益关系，实现市场平衡，促进生产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其初级阶段的功能作用，就是先由市场配置资源，再由政府调节分配平衡市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它的理论依据是：资源为国家所有，市场主体是社会消费者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劳动者，以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为终极目标。
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追求共同富裕与共同幸福
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但是，在生产发展，财富增加的前提下，避免两级分化，消灭阶级，同样是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1.共同富裕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
共同富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更与共产党人的宗旨紧密相关。
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就是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他认为,“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邓小平同志也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回顾我们党90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我们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任务的同时，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当
时不同的革命形势、任务和对象先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旨在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实现以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政策和行动，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付出了数以百万革命先烈宝贵生命的代价。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面对新的历史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强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可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和共同心愿。
2.共同幸福与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体现人生价值追求的观念，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绝不是人生的核心追求或终极追求。毫无疑问，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强调的一定不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而是包括全体劳动者在内的共同幸福。它同共同富裕一样，同为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和执政理念。因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温家宝总理也指出：“我
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应当指出共同富裕与共同幸福之间有着严谨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首先，共同富裕是共同幸福的前提和基础，人生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生存是幸福的载体，没有共同富裕，共同幸福就无从谈起；
其次，共同富裕所能满足的是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共同幸福则涵盖了包括物质追求及其之外的政治、文化、安全及生存环境等全方位的需求；
第三，共同幸福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方向，它对共同富裕起着保障、促进、约束和检验的作用。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新的反映形式。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统筹兼顾的方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是对共同富裕与共同幸福之间关系最好的诠释。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与共同幸福，就是科学发展观所研究和实践的核心课题。因此,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实现人民幸福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通过巩固和完善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铲除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确保人民享有基本生存权益,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重要的制度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导人民追求幸福、依靠人民共创幸福、实现人民共享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和最终目标。
五、以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义
第一，对于人类进步而言，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的持续发展着的价值观的集大成者，它作为人类主体意识发展最高水平的重要标志，起着引导人们走向文明、摆脱蒙昧、避免倒退的价值导向作用。这一核心价值观引领了社会思潮，凝聚了社会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具体体现。
第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一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和谐”“大同”“至公”精神的契合。我国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形成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使原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去掉了历史的局限性，使真正的仁爱、和谐、大同、至公获得了现实可能。这一体现民族精神的价值观能够对群体起着向内的认同、凝聚和向外的甄别、排斥的强大作用。团结海内外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华崛起而共同努力。它能够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形成持续而又具强大感召力的文化软实力，从而赢得世界广泛的理解和尊重。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追寻的目标和高举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制定法律的法理依据，是全体公民的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绳。具体来说，社会核心价值观必然是国家的、社会的、民众的价值理念、价值尺度；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所有层面；
必然体现在国家的制度、方针、政策、法律的所有规范中。由于价值观是对
实践起驱动、导向和制约作用的精神因素，因此某种先进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群众实践的精神动力，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政府掌握方向，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群众满意不满意”尺度的简约化、明了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总体规划和主体框架。总之，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经验，尤其是32年领导改革开放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检验和审视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是否正确的第一标准和尺度。
第五，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到的两个“共同”不仅包括当代的全体劳动人民，还应当包括子孙后代，这就为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价值观方面确立了一个新的定位点，以确保今后的发展能够实现着眼全体人民并惠及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