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保密专题党课：打造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牢固防线,供大家参考。
同志们：
《党章》中明确指出：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保密战线历来是必争、必守、必保的重地，保密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工作，时刻不容忽视、须臾不可放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保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2016年1月14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的意见》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切中要害，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今天我们的这次保密专题党课，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保密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做到“五个坚持”，通过回顾党的保密工作光荣历史、优良传统，重点学习保密工作相关知识、政策法规、公司制度和防范措施，打造新形势下牢固的保密防线，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一、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密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条生命线、中枢线和指挥线，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决定国家之间政治斗争、军事对抗、经济竞争、科技较量成败的重要因素，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安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醒剂”。党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100年不平凡的岁月，这100年的历程就是一部无数革命先烈用执着的理想追求、严格的纪律约束，甚至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浇铸的保密史。大家可能都看过的一部经典电视剧《潜伏》有一句经典台词，“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展现的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在保密战线上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申健三人打入胡宗南部，构成了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情报网，在西安的岁月里，多次获取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情报，及时准确地报告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研究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中央对西北广大战场的敌情了如指掌，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保密工作积累形成了六个优良传统，使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一是党的领导。一直以来，保密工作始终都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管理的，这是保密工作的根本遵循。建党初期，党的保密工作由中央委员会的秘书直接负责；
1927年7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总揽中央的各项技术工作”，党的保密工作由秘书处具体负责。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为适应白色恐怖下党开展斗争的需要，决定在中央建立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央特科，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工作，保密工作由特科直接负责。1929年2月，中央成立“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保密工作由秘密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同年3月28日，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下发《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秘密工作十项要求；
抗日战争时期，先由中央社会部管理保密工作，后改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保密工作；
1948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5月19日，制定了《中共中央保密委员章程》，对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及工作方法，进行了具体规范。随后，各级党的保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保密工作在组织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保密工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党管保密，是保密工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管保密的组织体系，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沿袭和发展，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国家保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6月，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公布施行《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保密法规自此诞生。后来经过10年文革动乱后，1978年7月，恢复建立中央保密委员会。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颁布，并于2010年4月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而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也于2014年3月1日正式施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密工作，要求克服麻痹思想，切实加强保密教育，落实保密责任，严格保密纪律，完善保密措施并认真抓好落实，确保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对维护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二是绝对忠诚。忠诚信仰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这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本源。做好保密工作，既要有过硬的本领，更要讲党性、靠得住。没有绝对的忠诚，就没有绝对的安全。没有自觉的奉献，就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两弹一星”元勋们，无数先烈英模用鲜血和生命浇铸了保密工作的钢铁长城，无数涉密人员、保密工作者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筑起一道道坚固的保密防线，形成了“人在密在”、保密重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的精神风范。革命烈士张宝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交通科负责人。1928年4月16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对他施用严刑，后被引渡关押于上海龙华监狱，国民党特务机关千方百计想从他口中得到中央秘密机关驻地和秘密文件，逼他供出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他始终回答“不知道”，最后为保守党的秘密壮烈牺牲，时年26岁。1928年7月，中央秘书处向党的六大报送了纪念张宝泉烈士的表彰材料。
三是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苦难的民族遭遇、严酷的斗争环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警惕性，这为做好保密工作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国共两次合作为例。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除了党的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分不清敌友，甚至将党内核心秘密对国民党和盘托出，加速了两党分裂，其中保密工作策略失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党保持了高度警惕，方针正确，策略得当，严格把握好保密与公开的尺度，既保住了党和军队的秘密，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率先垂范。党史上严守秘密的忠诚儿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做好保密工作的示范效应。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保密工作的奠基人，为党和国家保密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20年代，周恩来与邓颖超同志分居广州和天津，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却相互不谈党内的事，直到1925年邓颖超调至广州工作，才知道彼此都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战争年代，严守党的秘密的典范还很多。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组织征询他参加原子弹研制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时，他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从此便在对外联络中消失。这些严守秘密、严以律己的风范，成为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典范。
五是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保密工作的重要特色。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重兵对中央苏区实施封锁围剿，我党依靠保密工作的群众路线，发动根据地人民群众为红军的军事行动保密。苏区群众对红军的对外贸易，军需物资供应渠道和苏区银行制币地点严格保密，为红军打破封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把保密工作政策交给群众，把党的组织和活动隐蔽在群众中。1938年3月，中共中央给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我们要在抗日民众中，特别是工人群众中“建立精干的秘密的党组织，党的组织只有隐蔽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更好地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且积蓄力量准备与日寇总决战”。解放战争时期，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内，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机关之所以能与胡宗南军近距离周旋而不被发现，就是陕北群众为中央机关的行踪保密。可以说，群众路线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思想内核之一。
六是技术对抗。做好保密工作一要靠人，二要靠技术支持。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保密技术工作的概念。最初阶段主要是强调采用密写技术、上下行文采用代号、隐语。如党中央的通信代号为“大学”，地方党组织代号为“中学”，男性党员称“男生”，女性党员称“女生”，军委的代号为“君伟”等。在文件格式用纸等方面，充分考虑便于保存或在特别紧急情况下易于销毁，尽可能缩小文件尺寸或裁去文件的白边。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通过培养无线电和密码通信技术人才，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保密技术，有着极为严密的保密度和技术要求。在密码技术方面，周恩来同志既是创始人，又是密码专家。1931年，周恩来同志编制的“豪”(由周恩来化名伍豪而命名)，是我党使用的第一本密码。最初的“豪密”共编制5000组乱码，是具有极高密度、保密性能很强的乱码密码。“豪密”的使用标志着我党密码通信加密技术的开始。密码通信是我们党和军队使用最早、历史最长的保密技术手段，在整个革命历史时期都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而在和平建设年代，保密就是保发展、保安全。
二、充分认识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国家总体安全观时指出，“中国的总体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系统协调做好各领域保密工作，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已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国内安全环境呈现复杂局面，各种安全保密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周永康、令计划等泄密案引人深思，令人警醒。
2015年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一审被判无期。周永康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在其办公室将5份绝密级文件、1份机密级文件交给不应知悉上述文件内容的曹永正，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保密纪律，被党报斥为与顾顺章等叛徒无异。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令计划在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共原政协副主席期间，通过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霍克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材料，严重破坏了国家保密制度，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最终执行无期徒刑。
2018年6月至8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的王林清在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发琦的唆使下，获取凯奇莱公司与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一案的卷宗材料。他先后采用借阅、骗取案卷材料后偷拍等方式，非法获取凯奇莱公司案件的大量卷宗材料，通过手机微信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将所拍摄材料提供给赵发琦。经国家保密局鉴定，王林清伙同赵发琦非法获取的材料中有5份属机密级国家秘密。2022年5月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林清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历史再次证明，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保持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会腐化堕落，甚至资敌叛国，即便党的高级干部也不例外。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重拳反腐，以零容忍的态度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社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国的崛起引发西方发达国家的担心，比如“五眼联盟”就是西方敌对势力窃取我国机密的重要手段。“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是近年来国家之间利用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进行相互对抗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中兴公司的电信设备、手机中有大量来自美国公司的元器件和软件，其中很多都是无替代方案的，中兴的产品销售、规划、开发均遭受重挫。这一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将核心商业机密和关键科学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不受制于人。
第二，安全威胁多样化的挑战。“中国崛起”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不安，它们想方设法阻挠和破坏我国的发展，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疯狂窃密，特别是利用高科技手段窃密已成为主要手段之一。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弱化的政治图谋和战略需求没有变，甚至更加强烈，针对我国的渗透、策反、窃密活动更加猖獗。当前窃密活动呈现四个方面特点：1.窃密主体更加多元。境外针对我国窃密活动的主体，既有敌对势力和境外情报机构，也有跨国公司、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中介咨询机构等；
2.窃密领域不断扩大。除了政治、外交、军事、密码等传统领域的窃密活动日益猖獗之外，对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窃密活动明显加剧，同时对测绘、气象、水文等非传统领域窃密活动不断增多；
3.窃密方式更加多样。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以考察、旅游、探险和研讨等名义，借助经济合作、委托研究、社会调查等方式，收买我国内部人员，窃密重点“剑”指我国重要部门、核心岗位和核心重要涉密人员，大肆从事窃密活动；
4.窃密技术更加先进。境外情报机构广泛采用高科技特别是先进的网络窃密手段，对我国开展大范围的技术窃密，且技术手段越来越朝高效益、多功能、超微型、易操作、善隐蔽方向发展，给我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给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严重危害。事实一再表明，我们很多人都处在相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近距离上，一个操作员可以毁掉一家大银行，一个匿名的网上信息有可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个丧心病狂的暴恐分子能够改变一座城市的治安氛围，这一切在过去都不可思议，它们一点点积累了国家安全形势的新面貌。相信大家都知道斯诺登“棱镜门”事件的始末，也有人切身体会过“勒索病毒”带来的伤害，等等。
第三，社会发展信息化的挑战。当今社会，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快速发展，云计算、物联网、三网融合、移动互联、集群存储、“大数据”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由此带来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多样。互联网上恶意程序传播、远程控制、网络攻击等传统网络安全威胁向移动互联网快速蔓延，呈加速增长趋势，网络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随着信息化快速推进，国家秘密信息存储和处理日益数字化、网络化，但我们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还严重依赖国外，互联网基础资源也受控于人，泄密风险空前加大。
近年来，我国信息网络窃密泄密一直呈高发态势，严重威胁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在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条件下，泄密渠道日益增多，窃密手段更加隐蔽，保密任务更加繁重，保密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比如在网上购物时搜索过某种产品，之后逛头条、淘宝或者京东的时候这些网站都会在首页给你推荐你搜索过的相似产品。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分析，这些让人感觉到被网站窥探了内心的行为，被称为“精准推送”。《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进入触屏时代，隐私问题就没离开人们的视线，麦克风、相机、相册、位置传感器、语音识别、多媒体账号等。在互联网公司这种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面前，每个人几乎成了“透明人”：电商了解你的消费需求，专车清楚你每天的行踪，移动支付掌握你的财产变动，甚至连外卖商家都清楚你最喜欢吃什么菜。个人的健康状况、通信住址、手机电话、银行交易等各类信息被源源不断地收集、存储在网络空间。
三、公司对保密工作的要求
公司2022年保密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XXX有关保密工作的决策部署，狠抓保密制度执行，持续提升全员保密意识和保密管理能力水平，筑牢防谍保密安全防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是保密意识大于天。严格贯彻落实上级保密工作决策部署，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风险意识，落实公司《保密管理规程》等制度。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案例，都告诉我们，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真正做好保密工作的关键是每个人心中的安全意识，这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能力，不仅要通过经常性的保密教育来获取，更要在日常点滴、工作实践中去思考去琢磨，让保密成为一种常态，让保密意识成为内在固化的能力。
二是保密知识贵在悟。随着保密工作的不断深入，保密常识、网络知识不断丰富，但还需要大家与工作生活多结合，做到学思践悟、触类旁通。以往公司制度规定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在最新修订的《保密管理规程》中还明确了对工作秘密的保护要求。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而工作秘密是指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不属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但在一定时间内仅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泄露后会妨碍公司正常工作开展或者对公司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内部敏感事项。
三是保密工作重于常。保密工作没有终点，更没有界限，要跟着时代走、工作走、技术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常学常新的思想，不断拓展知识边界，不断丰富保密知识，不断加强保密手段。要注意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讯工具及公共云服务平台等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信息；
使用普通手机落实保密要求，不在普通手机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不在保密要害部门、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使用手机，不在使用涉密信息设备的场所使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拍照、上网、录音和录像；
借阅、使用涉密文件履行登记签收手续；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国家秘密文件进行复印；
通过机要交换、公司内网平台或公司内部邮件系统传输工作秘密（标注有“内部”、“内部资料 注意保密”等标识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文件资料；
公司商业秘密知悉范围之外的单位或者人员如需了解或者使用商业秘密，应当向产生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与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各处室定密的文件需及时向综合管理处报备；
禁止委托外资机构参与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等涉及公司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的事项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和国家保密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如今国家与市场现状的背景下，为了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持续，就要求我们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保持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安全的敬畏之心，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建立保密管理的长效机制，努力开创基层保密工作新局面，确保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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